近日，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在“開放問題”欄目利用兩個整版刊登瞭對毛振華教授的專訪，記錄瞭毛振華教授對當前中國及香港經濟的判斷和建議。南華早報始創於1903年，不僅是香港銷量最高的報章，也是亞洲最具公信力和影響力的媒體之一。下文為英文專訪的翻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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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根據英文原文進行翻譯整理：
大地產商的時代已經過去
毛振華是中誠信集團的創始人，也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聯席所長。他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和評論員，自 2022 年以來一直擔任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是最早警示中國房地產價格存在潛在壓力的人之一。在本期 "開放問題 "繫列訪談中，毛振華分析瞭中國舉步維艱的房地產行業，反思瞭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繫，對備受矚目的三中全會進行瞭解讀，併探討瞭香港在更廣泛的經濟演變中不斷變化的角色。
SCMP：2021年開發商恒大發生一繫列違約事件後，中國房地產市場陷入危機。您在十年前就注意到瞭恒大流動性問題的潛在後果。您現在如何評估房地產下滑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毛：房地產已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最大問題之一。中國的房地產一度是全社會投資的焦點，在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過程中，"有房才有家"這一獨特觀念更是深入人心。
在這種情況下，持有或購買住房成為中產階級家庭的“標配”，即使是那些不具備較高收入能力的家庭也在通過加杠杆的方式購房。在 2017 年前後的很短時間內，房價被推向瞭新高，這是泡沫即將破裂的徵兆。
我注意到恒大早在2016年就開始通過20%的折扣價格進行促銷。人們普遍認為這隻是恒大的個案，因為這家民營開發商因債務過重和缺乏銀行貸款支持而麵臨流動性問題。
但是，我卻認為這一現象不是個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這預示瞭整個行業的銷售問題：房價已經達到頂峰，併將開始走下坡路。我也在國內率先提出警示，應當關注中國房地產的價格下降趨勢。我還呼籲我們的監管機構進行更多的壓力測試，包括對中國房地產業的總償債能力進行壓力測試，以及對金融體繫所將麵臨的風險敞口進行壓力測試。
考慮到當時的壓力測試併不充分，我認為恒大的問題可能很快會蔓延到其他房地產公司，直至大約一年後，當許多房地產公司真正瀕臨破產危機時，政策才得以調整。
在2021年我提出觀點認為，與世界其他許多地方一樣，中國已經不再需要那麼多大型房地產公司瞭。中國房地產業供過於求，將產生兩個深遠的影響：一是作為“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業非但不會複蘇，反而會逐步式微。例如在歐洲國家，尤其是那些人口增長放緩的國家，由於已經有瞭足夠的庫存，市場上幾乎冇有大型房地產開發商；二是房地產價格下降趨勢可能導致其他的重大經濟問題，比如家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收縮。
SCMP：中國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穩定局勢，其中包括 5 月 17 日宣布的幾項有力措施。這些措施包括降低最低房貸利率，以及指示地方購買未售出的公寓，將其轉為社會住房。您認為這些應對措施奏效瞭嗎？
毛：這些政策的推出促進瞭交易量的回升，但併未完全扭轉房價下跌的趨勢。因此這些措施併冇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的建議是限製供應，例如凍結新的土地供應和新建房地產項目。這些措施將向市場釋放出“供應有限”的明確信號，從而有利於穩定房價。否則，持續擴大供應隻會加劇問題而不會緩解問題。當然，目前已開工的項目是個例外，因為購房者已經支付瞭首付款，“保交樓”的工作必須要完成。
近年來房地產投資有所下降，但房地產開發投資的規模和商品房的新建麵積依然不小，與2019 年和2020 年的高峰期相比要小得多，但還是高於 2015 年和 2016 年。
截至今年5月底，中國商品房待售麵積超過7.43億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長瞭15.8%，比2016年增加瞭500萬平方米。我認為中國房地產業的去庫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獲得的土地規模是一個天文數字，如果將所有的土地都按照計劃完成房地產開發，房地產市場的去庫存任務便將難以完成。
我們必須放棄 "房地產必然是經濟支柱 "的觀念，消化當前的存量住房需要很長的時間。可以說，大型房地產企業的時代已經過去。雖然我們還會看到一些城市的升級或改造，但大規模建設的時代已經過去瞭。
SCMP：您如何評價這些現象對中國家庭的影響？您如何看待現在的消費需求水平？
毛：中國家庭部門的債務問題日益凸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中國家庭部門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即居民杠杆率約為18.9%。到去年年底，居民杠杆已攀升至69.3%。
家庭部門的新增負債主要用於購買房產，但隨著房產價格下跌，家庭債務狀況大大惡化。房價下跌瞭30%或40%，便意味著購房人幾乎虧損掉瞭首付款，這對中產階級來說是巨大的損失和壓力。房產資產的縮水也影響瞭居民消費，從而對經濟造成瞭很大的製約。
房產資產價值下降，但負債卻是剛性的，按揭還款額併不會隨之減少，這便形成瞭資產負債表的惡化。居民財富的收縮將引發一些心理上的變化，比如消費者會覺得他們持有的錢變少瞭、支出壓力變大瞭，從而需要更多的儲蓄來應對負債壓力。而當所有人都在減少消費時，消費不足便對經濟運行帶來顯著製約。
消費不足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長期問題。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階段，經濟增長也併非主要依賴國內消費市場。當然，國內收入增長也拉動瞭經濟增長，但增長的主要動力仍然來自全球化和國際市場。我們所謂的“三駕馬車”，即出口、投資和消費三大增長引擎中，多年來出口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然而，隨著2008 年爆發瞭全球金融危機，海外需求萎縮，許多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隨之抬頭，中國才將重點轉向國內需求。
但我們很快發現提振內需很困難。經濟學家不談論欲望，而是關注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中國GDP以超過8%甚至10%的速度增長時，居民收入併冇有跟上經濟增長的速度。當前整體增長速度放緩，居民的消費能力就會受到進一步的製約。
從2000年到2022年，中國家庭的最終消費僅占GDP的38%左右，低於57.6%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美國家庭的最終消費率約為67.5%。究其原因，是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長期偏低。隨著資產價格下降以及家庭資產負債表收縮，在經濟運行中出現一定消費降級和消費下沉的問題。
SCMP：為瞭減少對出口的依賴，經濟轉型的重點已經轉向內需。您認為中國應如何推動這一進程？
毛：回答這個問題既容易又困難。中國曆來有重視儲蓄和財富積累而輕視消費的傳統。近年來，中國在基礎教育和醫療方麵取得瞭長足的進步，這為提高消費帶來一定有力條件。但問題是，當前的經濟不景氣降低瞭人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預期。包括公務員、教師和醫院員工在內的公共機構員工的收入開始降低，許多其他的行業也都出現瞭裁員現象。就業機會減少給人們的收入預期帶來瞭巨大壓力。更重要的是，在疫情衝擊期間許多人連續數月冇有工作，這期間所形成的收入缺口尚未得到彌補。
我從2020年起就開始持續呼籲，需要以消費補貼或現金發放的形式向那些受到疫情衝擊的人群提供經濟“刺激”。此後我又進一步提出，應向居民提供10萬億元人民幣（1.4萬億美元）的現金補貼。
從紙麵上看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也超過瞭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3%的紅線。但事實上10萬億元的補貼也併非是一個無法企及的數字。這相當於每人獲得7000元人民幣的補貼，約合1000美元。我們知道，美國在疫情期間向居民發放瞭數千美元，香港也向居民發放瞭同等規模的現金。
那麼，我們如何為現金補貼籌集資金呢？我認為財政赤字是一個辦法，但還有其他辦法。例如，中國有大量的國有企業，它們每年約創造出4.6萬億元的利潤，可以通過地方政府把這些利潤轉移給居民，問題就解決瞭一半。如果說10萬億元的規模不可能，那麼4.6萬億元的補貼也不是小數目。
我認為當前把財政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效率很低，而直接發放給居民的收益和效率很高，對企業的影響也會更好，因為隻有終端消費回升，企業才能實現銷售和營利。所以，如果公共資金能夠被更多的用於支持消費、增加需求，我是支持的；但如果公共資金被更多用於低效率的部門和領域，我就反對。
從統計數據來看，當前國有企業在創新領域的作用仍有欠缺，市場創新主要來自大公司和民營企業。例如先進的國防技術大多是建立在民營企業的技術發展基礎之上，美國的情況也類似。如果我們冇有一個市場化的環境，像無人機製造商大疆這樣的民營企業也不會取得成功。
那麼，當前中國的初創企業前景如何？過去幾年中國新增的獨角獸企業（估值10億美元或以上的初創企業）數量有所下降。中國的創業環境麵臨著巨大壓力，創業投資主要依靠政府設立的產業基金，而私人投資有所減少。同時也出現瞭一些對風險投資基金不友好的政策，使得創業投資的退出，以及初創企業的上市或融資比較困難。
這使得初創企業彆無選擇，隻能爭取政府基金的投資，但是政府基金又往往需要抵押物，而初創企業又缺少存量資產。小米、騰訊和阿裡巴巴（目前南華早報的所有者）等公司在某些領域的投資促進瞭創新、產品開發和許多創業公司發展，然而，這些擴張的投資活動又引發出資本在進行"無序擴張"的討論。因此，許多大型民營企業在投資領域也麵臨輿論上的壓力。
SCMP：隨著中美競爭的加深，預計全球經濟將進一步分化。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中國又該如何應對？
毛：2014年我訪問美國時最常見的問題是“中國究竟發生瞭什麼”？對美國而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併不符合美國原有的預期。在2017年的另一次訪問中，我發現美國基本上確信這些變化併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此後，共和黨和民主黨達成瞭遏製中國的共識，這種情緒非常敵對，因此近年來不僅對華在傳統經濟領域加大競爭，還出現瞭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對抗。
我認為中美大國博弈是不可逆轉的。對於中國來說，在經曆瞭一段模糊時期之後，也已經非常清楚地找到瞭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經濟和外交實力的崛起，中國也已經形成瞭一條與美國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
中美之間的局勢正在變成長期的對抗，我認為我們在2018年對中美貿易戰的初步評估是不充分的。美國幾乎對所有貿易對手方都發動貿易糾紛，包括加拿大、歐盟和韓國等盟友，但關鍵是我們需要注意，美國與盟友的貿易戰和與中國的貿易戰是不同的，與盟國之間的貿易戰是貿易關繫的調整，與中國的貿易戰則是全方位的競爭甚至是遏製。
我認為中美貿易戰正在走向“新冷戰”，而脫鉤則是兩者的中間地帶。雙方都認為自己與對方的價值觀是不可調和的，因此一定要分出贏家和輸家。
SCMP：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裡，西方對中國的產能過剩表示瞭越來越多的擔憂。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毛：我認為美國是以糾正兩國間的貿易不平衡為名，試圖削弱中國的供應鏈能力和韌性。
首先，貿易不平衡是由不同的產業結構帶來的。換句話說，如果美國不從中國購買商品，就不得不以更高的價格從其他國家購買。因此在我看來，"產能轉移"或"供應鏈多樣化"的舉措一定是為瞭削弱中國，而不一定是為瞭加強美國，其最終目的是對世界供應鏈格局進行重新洗牌。
其次，我認為美國及其盟國正在試圖遏製中國的優勢產業發展，這些產業恰好是中國的 "新三樣"：光伏、鋰離子電池和新能源汽車。圍繞這些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已經引起瞭關注。
我對（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提出產能過剩問題感到有些失望，因為經濟學家知道，一個國家的大宗出口通常會超過國內需求。例如，中東的原油出口就是一種生產過剩，對嗎？澳大利亞的農產品也存在生產過剩，美國的糧食生產也是如此。一個出口國的國內生產一定存在產能過剩。
中國已經經曆瞭幾輪產能過剩和產能調整，所以這是一個正常的市場現象。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在經濟增長下行期間我們的需求萎縮快於供給，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高質量發展和其他政策努力，則推動供給的恢複快於需求。特彆是由於投資機會減少，所以企業都會努力爭取併抓住市場機會，這也是新能源成為中國過度投資領域的原因之一。
中國需要採取更堅決的措施在國內消化自己的生產能力，因為在美國的壓力下我們可能會在貿易領域持續麵臨障礙。中國也應當進一步增強在關鍵新興產業的競爭優勢。例如，如果能在新能源領域繼續實現技術創新，憑借目前的成本優勢，就能大大減少對化石燃料等傳統能源的依賴，這也會改變全球的能源格局。
SCMP：作為剛剛被任命為香港大學教授的您，如何看待中國進入經濟轉型期後香港所扮演的角色？
毛：從亞洲的金融中心到連接中國大陸與世界的超級紐帶，香港的角色已經發生瞭變化。現在我認為香港的未來發展也逐漸清晰。
我自己的判斷是，在中美競爭的環境下，香港不可能純粹地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覺得新加坡與香港比較，最大的區彆是香港能夠為內地公司進入國際市場提供金融服務。新加坡無法在東南亞扮演這種角色，因為它與這些國家的經濟關繫不如香港與內地的關繫。但現在的問題是，隨著內地與美國之間的金融交易減少，香港失去瞭一個重要的業務來源，而內地的經濟則正處於轉型期，也放大瞭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不利因素。
但這些不利因素併冇有給香港的經濟結構和普通法製度帶來根本性的改變，香港仍然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併且在認證、檢測、國際仲裁等領域仍具有很多優勢，也是其他中國城市無法替代的。
教育是香港在傳統產業之外可以發展的重要領域。香港的英語水平全國最高，可以提供普通法的培訓。在世界百強大學排行榜上，香港有五所大學。事實上，近兩年香港研究生擴招帶來的收入也相當可觀。一名學生每年的學費約為5萬美元，他們在香港的消費活動也是重要的經濟增長來源。香港也應當招收其他國家的學生，包括發達國家和 "一帶一路倡議 "所涉及的國家。
鑒於中美對抗的現狀，在西方的中國科學家和高科技從業者可能有離開美國的願望，但他們對遷往大陸有所顧慮。這些顧慮包括子女教育、國際交流和財富安全，他們也會擔心自己的投資，因此他們可能會選擇先去往香港。除瞭吸引這些技術人才進入香港的大學，還需要吸引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大型科技公司進入香港。
大陸的一些科技公司需要吸引國際人才，但許多國際員工可能不願意移民到大陸，而香港的稅率很低，再加上普通法體繫的優勢和高度的國際化，可以滿足他們對於環境和生活的需求。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區域一體化）發展方案的提出，香港和深圳在科技發展方麵可以互補，因此香港有潛力打造科技產業。在港深兩地相連的地方有大量閒置土地，其利用成本可能低於深圳。香港可以走在中國科技發展的前列，併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
香港目前正處於轉型期，盡管是被動的轉型，其遇到的短期問題之一是對金融的依賴，但這也為香港探索其他領域的發展提供瞭動力和機會。未來如果中國與西方的關繫變好，香港將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併且有潛力將自己打造成為科技中心。
SCMP：7 月 18 日，中國結束瞭三中全會——大約每五年舉行一次的中共中央重要會議，這次會議為中國的經濟政策指明瞭方向。您如何看待這次會議及其成果？
毛：首先，我們需要瞭解這次會議的背景。今年的三中全會是主席第三個任期內的一次核心會議，而不是新任領導人宣布開創性構想的場合。因此，中央政府不會做出巨大的政策轉向，但是一定會對深化改革開放做出更加全麵、具體和繫統性的部署。這是我在會前的判斷，結果也證實瞭這一點。
其次，我想指出的是，三中全會通過併發布的《決定》確認瞭中國將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併平等保護各種所有製經濟，這些內容打消瞭市場上和社會上的一些疑慮，對於穩定預期將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三中全會還明確提出瞭在國家安全、意識形態和國有經濟領域的工作重點，這可以為未來的發展提供一個具體框架。
第三，三中全會為中國經濟重要領域的改革提供瞭指導，比如財稅體製改革。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繫問題上，《決定》提出瞭一些新思路，即適當擴大地方政府的“稅收”權利，包括中央將逐步下劃消費稅給地方等等。另一個重要信息是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併強調瞭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重要性。
總體上看，我認為三中全會對於中國經濟的穩定和回升至關重要，繼續全麵深化改革開放將提升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也有助於提升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中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