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見解

　　2024年5月，歐洲財務報告谘詢組（EFRAG）發布瞭《重要性評估實施指南》《價值鏈實施指南》《ESRS數據點清單》3份文件。EFRAG旨在以發布實施指南等方式支持企業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實施ESRS，幫助企業關注與其相關的標準內容，併通過常見問題說明報告要求。其中，《價值鏈實施指南》（以下簡稱“《指南》”）界定瞭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價值鏈的邊界範圍，說明瞭價值鏈在重要性評估到政策、行動和目標方麵的參與情況，概述瞭ESRS各維度對價值鏈影響的披露要求。   一、價值鏈的定義 　　在《指南》中，價值鏈定義為由公司經營活動及其經營外部環境相關的各種活動、資源和關繫構成。其中，活動、資源和關繫是指：公司自身運營中涉及的人員，即人力資本；供應、營銷和分銷渠道，材料和服務採購，產品和服務的銷售和交付；公司運營的融資、地理、地緣政治和監管環境等。   　　此外，《指南》將業務關繫定義為公司與業務夥伴、價值鏈中的實體以及與其業務運營、產品或服務直接相關實體之間的關繫。業務關繫不僅限於合同關繫，還包括公司價值鏈中第一層外的間接業務關繫以及參股公司等。公司對投資公司是否存在影響、風險和機遇，不受持股比例和控製能力影響；但公司的持股比例影響對參股公司的資料獲取能力。   　　下列決策圖總結瞭ESRS E1《氣候變化》溫室氣體排放、ESRS E2《汙染物》需要關注的內容，併且這樣的方法也適用於ESRS E4《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繫統》對重要場地的信息披露。     圖 價值鏈環境維度信息披露決策圖   二、價值鏈的重要性影響 　　價值鏈的重要性影響是指由公司運營、產品或服務引起或促成的影響，與公司的運營、產品和服務無關的價值鏈參與者不在實質性影響的考慮範圍內。實質性影響不受鄰近關繫或合同關繫的限製，而是由價值鏈中各階段的流程產生，主要與業務活動相關。除自身上下遊價值鏈產生的重大影響、風險和機遇以外，公司應根據自身情況提供個性化的實體信息，進一步反應重大影響、風險和機遇情況。   三、重要性評估：獲取價值鏈的重要性影響、風險和機遇 　　公司應根據具體情況，綜合考量重要性評估結果及其需要披露的內容，設計合理的評估流程。考慮到冇有一種流程適合所有公司的經濟活動、地點、業務關繫或價值鏈，ESRS未對公司規定如何進行重要性評估，也未規定應如何設計流程，但提供瞭公司在設計重要性評估流程時要考慮的幾個方麵：   1.評估公司在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 　　公司需要區分直接或間接存在的業務關繫，以判斷對價值鏈產生影響的類型。公司直接業務關繫可能產生價值鏈影響，例如，公司的採購和付款政策和做法可能違反勞工標準，甚至可能從存在勞工權利侵犯案件的供應商處採購。間接業務關繫同樣可以產生價值鏈影響，若公司採購具有負麵信息的供應商生產的產品或服務時，可能會間接導致繫統性重大影響。   2.重要性評估： 步驟A 瞭解公司運營的環境 （a）公司需要瞭解其價值鏈涉及的業務參與者、規模、活動行業或性質、地理位置和流程；（b）公司的戰略影響其商業模式，商業模式作用於自身經營及其上下遊價值鏈的各個方麵。公司需要瞭解其戰略和業務模式如何與影響、風險和機遇相聯繫；（c）公司可以通過追蹤其價值鏈活動的參與者，確定價值鏈的哪些部分處於高風險區域。特彆地，如果公司冇有關於其價值鏈地理位置的可靠信息，可以評估它使用或生產的材料、產品和服務相關的全球價值鏈重大影響、風險和機遇。   步驟B 識彆實際和潛在的影響、風險和機遇；步驟C 評估和確定重大影響、風險和機遇 　　識彆和評估價值鏈的影響對公司來說具有挑戰性，公司應從價值鏈參與者處收集可靠數據，如果在做出合理努力後仍無法收集到可靠數據，可以酌情採用二手數據，二手數據包括公開的報告和研究，來自地方或國家官方機構的數據、報紙文章、數據庫等，公司可以借助二手數據估計重大影響、風險和機遇。   環境維度重要性評估： 　　公司對環境維度進行重要性評估時，可以引入“生命周期”概念進行產品生命周期評估。   《價值鏈實施指南》提供瞭以下兩種可行路徑： 　　（a）公司可以考慮使用環境足跡方法來衡量和溝通產品的生命周期環境績效；（b）公司可以依靠主要、次要或模擬數據收集或其他相關方法來評估重大影響、依賴關繫、風險和機遇。   四、披露重要性評估過程中涉及的價值鏈信息 　　從披露角度來看，公司需要披露重要性評估過程和重要性評估結果。《指南》還要求公司披露上下遊價值鏈覆蓋的程度和範圍情況，作為編製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基礎。   1.披露市場地位、戰略、商業模式和價值鏈間的聯繫 　　為瞭幫助公司瞭解價值鏈中重大影響、風險和機遇可能出現的環節，公司應對價值鏈進行如下描述：   　　(a)公司上下遊價值鏈的主要特徵；（b）公司在價值鏈中的位置；（c）主要業務參與者與公司的關繫說明，包括供應商、分銷商、消費者和最終客戶。在考慮影響和財務重要性的情況下，通過判斷關鍵參與者來反映公司價值鏈的具體情況。   　　公司應盡可能利用可持續性盡職調查流程評估價值鏈的影響，併通過將材料來源地與社會和環境風險數據庫交叉引用，來確定潛在的“關鍵點”。   2.披露重要性評估中對於價值鏈的考慮事項 　　公司應描述包含價值鏈的重要性評估流程，以及盡職調查提供的信息情況，概述公司通過自身運營或業務關繫識彆、評估、排序和監測可能產生財務影響的風險和機遇的過程。披露可以採用以下結構：   　　（a）在重要性評估中考慮的價值鏈關繫類型；（b）公司使用的方法；（c）識彆的可持續議題。   　　對於重大影響，公司應重點關注可能產生或潛在影響的區域，反映負麵影響已經嚴重或可能嚴重的區域；對於風險和機遇，重要性評估流程應考慮價值鏈中能夠產生風險和機遇的其他因素，包括對自然和社會資源的依賴。   　　在重要性評估過程中，公司首先應針對不同的業務關繫類型和價值鏈環節，確定可持續重要議題；其次識彆受到不利影響風險較高的領域，根據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情況以及受影響的嚴重程度，對可持續重要議題進行排序。   3.披露重要性評估方法及其假設 　　公司應在考慮價值鏈的前提下，提供重要性評估所採用的方法和假設的信息，包括確定重要性的閾值，併就價值鏈描述重要性評估程序的局限性。   4.披露重要性評估的結果 公司提供有關重大影響、風險和機遇或政策、行動或目標的信息時，應重點披露以下內容： （a）重大影響、風險和機遇集中在公司的業務模式、自身運營以及上下遊價值鏈的哪些方麵； （b）描述公司涉及活動或業務關繫的情況，判斷其活動或業務關繫是否涉及重大影響； （c）重大影響、風險和機遇對其商業模式、價值鏈、戰略和決策的當前影響和預期影響，公司預計如何應對這些影響，以及為應對影響所做的改變； （d）當確定瞭對價值鏈影響具有戰略性、重要性的關鍵點時，《指南》要求披露公司管理層或治理機構對其影響的討論情況； （e）披露的信息結果應與在重要性評估中考慮價值鏈的信息相一致； （f）披露的信息應能夠使人們瞭解公司對自身和外部環境產生的重大影響、風險和機遇，以及對公司未來的潛在影響情況。   　　同時，定量信息能夠作為定性信息的有益補充，公司披露定量信息可以幫助利益相關方瞭解影響的嚴重性，併跟蹤後續管理行動的有效性。   五、披露包含價值鏈信息的政策、行動或目標 　　價值鏈參與者對政策、行動或目標的製定產生影響時，公司應該披露與價值鏈參與者相關的信息。例如：   　　(a)價值鏈參與者製定的預防和控製汙染的政策；(b)公司針對價值鏈參與者的反賄賂和反腐敗政策及培訓；(c)公司與汙染有關的行動和資源投入以及減少供應商產生汙染的目標；(d)公司與價值鏈參與者簽訂的合同中關於尊重基本人權的條款；(e)公司對高風險供應商進行的審計；(f)公司對新供應商的選擇標準，如存在有效的申訴機製或保護人權自由的措施；(g)供應商自身製定可持續材料使用的目標。   　　為遵守規定，公司可以披露其暫未製定可持續性事項相關目標、政策和行動的理由，同時可以報告預計製定這些政策和採取行動的時間。   　　此外，ESRS4《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繫統》中存在針對公司價值鏈信息披露的具體要求：   　　(a)在公司戰略和商業模式中，需針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繫統設置過渡計劃和目標；(b)披露識彆和評估重大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繫統相關影響、風險、依賴性和機遇的過程，以及製定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繫統相關的目標。   六、披露包含價值鏈信息的指標 　　公司不僅需要披露涵蓋自營業務的指標，還需要衡量確定是否披露價值鏈相關指標。ESRS中列出需要披露價值鏈相關信息的以下指標：   　　(a)溫室氣體排放範圍1、2、3和總溫室氣體排放量；(b)通過購買碳信用額度為溫室氣體清除(GHG removal)和溫室氣體減排(GHG mitigation)項目提供的支持;(c)公司在披露產品和服務生產中使用的材料情況時，一般僅與自身運營相關，但同樣需要確定是否在實體特定的基礎上提供額外的價值鏈信息；(d）公司應對上遊價值鏈的資源使用情況進行描述，雖未明確具體的價值鏈信息指標，但上遊價值鏈產生的影響涵蓋在公司採購信息範圍內。   　　注：如果公司已確定對土地利用存在重大影響，或對其周圍生態繫統的範圍和狀況存在重大影響，也可根據生命周期評估披露其土地利用情況。   　　《指南》在社會維度額外進行瞭特殊說明：員工、消費者和最終用戶均被包含在價值鏈範圍內；同時，社區影響不僅包含公司造成的社會影響，同樣包含價值鏈參與者造成的影響。公司應當根據重要性評估的結果，判斷是否需要從自身視角提供額外的價值鏈信息指標或將價值鏈數據整合到其指標中，以便利益相關方瞭解公司行為的影響或跟蹤公司舉措的有效性。例如：   　　(a)當公司在對環境有較大依賴和影響的上遊價值鏈活動時,報告指標應該包括供應商的影響數據；(b)高風險行業價值鏈中受社會保障計劃覆蓋的工人比例；(c)健康與安全事故較上期數據減少的百分比情況。   七、總結 　　《價值鏈實施指南》對理解CSRD、ESRS框架具有重要意義，為企業提供瞭一整套繫統化的方法來理解和報告企業在價值鏈中的可持續性表現。《價值鏈實施指南》的發布不僅有助於提高企業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連貫性，還能夠引導企業更好地管理其在價值鏈上的可持續發展因素；企業可以借此更加全麵地瞭解其運營及上下遊價值鏈對ESG因素的影響，製定更加有效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和行動方案，從而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2024年5月31日，歐洲財務報告谘詢組（EFRAG）發布瞭輔助《歐盟可持續發展報告準則（ESRS）》應用的首批實施指南，為《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要求的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提供指導。   　　本文旨在通過對首批實施指南中第一項《重要性評估實施指南》（Materiality Assessment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MAIG）的深入解讀，增進企業對雙重重要性概念、重要性評估流程應用的理解，進而提升對可持續議題的認知水平和實踐能力。   雙重重要性的含義和說明   01雙重重要性的含義 　　雙重重要性（英文Double Materiality，又譯為雙重實質性）包括影響重要性（Impact Materiality）和財務重要性（Financial Materiality）。   　　影響重要性是指可持續議題在短期/中期/長期對人和環境造成實際或潛在、正麵或負麵的重大影響，涵蓋企業自身運營、企業上下遊價值鏈（通過產品與服務或商業關繫產生的）環節；   　　財務重要性是指可持續議題帶來的風險、機遇實際或預期對企業造成財務重大影響，包括在短期/中期/長期對企業發展、財務狀況、財務表現、現金流、融資獲得性、資本成本等方麵產生的重大影響。   02雙重重要性的發展 　　雙重重要性的概念最早由歐盟於2017年在《非財務報告指南：對氣候相關信息報告的補充》（Guidelines on non-financial reporting: Supplement on reporting climate-related information）中提出，要求企業披露對財務表現影響的可持續發展相關信息，以及企業生產運營對人與環境影響的信息。ESRS沿用瞭此指南雙重重要性的原則，對重要的ESG議題提出更為詳盡且標準化的信息披露要求。此外，ESRS還要求企業對其披露的ESG信息進行驗證，對內容的真實性負責。   　　《重要性評估實施指南》作為ESRS的應用指引，更細致地闡釋瞭雙重重要性的操作方法和實踐案例，有助於企業更好地理解ESRS關於雙重重要性的內涵。而經評估確認具有雙重重要性的ESG議題，企業需進一步披露該議題帶來的影響、風險及機遇（impact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即IROs，以下簡稱“IROs”），這也是歐盟可持續發展報告（sustainability statement）的關鍵內容。   03對於“重要性”的說明 　　影響重要性與財務重要性是緊密相關、彼此依賴的。企業的戰略變化、投資和企業對人、環境影響的管理決策，均可能產生風險或機遇。重要的風險和機遇往往源於企業對外部造成的影響和對自然、人力資源等的依賴（例如，律師事務所可能因當地同業機構在同等情況下提供更高薪資而流失員工，造成事務所收入減少），而大部分重要的影響會隨著時間推移產生重要的風險或機遇（例如，石油天然氣公司可能因未與當地居民在土地採掘使用、居民搬遷上達成一致，造成當地居民發起抗議活動、製止採掘生產，進而形成交貨延遲或採掘工程廢棄的實際經濟損失）。   　　此外，若企業在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漏報、錯報或瞞報風險或機遇信息，且影響到財務報告使用者的決策行為，那麼這些風險、機遇將被視為具有財務重要性。具有財務重要性的風險或機遇，其來源併不僅僅局限於企業合併財務報表範圍的母子公司，而是擴展至整個上下遊價值鏈的相關企業，包括供應商、客戶及合作夥伴等。   圖1  重要的風險、機遇來源   　　財務重要性所涵蓋的時間範圍，往往超越瞭企業單一財務報告周期及管理層說明所界定的時間範疇。企業在評估某項ESG主題的財務重要性時，應考慮其在較長時期內對收入、成本等財務效應可能產生的累積性變化，同樣的，與這些主題相關的風險或機遇的發生概率，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累積性變化。企業對財務重要性評估不應受限於傳統的財務核算指標範疇，而應拓展關注與依賴自然資源、社會資源相關的財務影響，這些財務影響往往在現行的會計確認（accounting recognition）標準中尚未得到全麵體現。企業主動考量此類財務影響，有利於更全麵地評估財務重要性。   重要性評估流程 　　《重要性評估實施指南》為企業的重要性評估流程（materiality assessment）提供瞭基本步驟參考（見圖2），企業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以彌補由於企業所處行業、國家地域、企業組織架構、經營業務、上下遊價值鏈的差彆，企業應建立符合自身特質的重要性評估標準、重要性比較閾值。   圖2  重要性評估流程示例   重要性評估流程共計包含四個步驟：   步驟A：瞭解企業的背景信息及主要的利益相關方 　　企業背景信息包括企業經濟活動、產品/服務、業務開展的地理位置。通過分析企業的業務規劃、戰略、財務報表和其他向投資者提供的信息，以及上下遊價值鏈、業務關繫的類型及屬性都能夠幫助企業瞭解IROs；而瞭解企業特有的IROs則可以通過分析與企業相關的法規、監管背景，以及公開信息的來源如媒體、同業企業分析、現行行業基準、科研報告等來獲取。   　　企業主要利益相關方是指受企業業務開展、上下遊價值鏈影響的主體。通過分析現有的利益方溝通機製（如對話、投資者關繫、業務管理、銷售和採購工作）來瞭解主要利益相關方的情況和訴求，併結合企業的業務活動/關繫、產品或服務對應梳理出利益相關方（在步驟B後可能需要再修正步驟A中利益相關方的對應關繫）。   步驟B：識彆與ESG因素相關當前/可能發生的IROs   圖3  ESRS 1 附錄A AR 16清單   　　ESRS 1 附錄A AR 16清單明確劃分瞭ESG主題的三級分類（Topic/Sub-topic/Sub-sub-topics），企業可參考該清單梳理ESG因素，確保冇有遺漏，同時還應考慮除附錄清單之外企業特有的ESG因素。目前，歐盟暫未發布行業ESRS標準，因此行業特有ESG因素可以按照企業特有ESG因素進行披露。企業可以借助其他披露框架、標準識彆自身特有的ESG因素，如IFRS《國際財務報告準則S2號——氣候相關披露》行業實施指南、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行業標準》等。此外，企業還可以參考歐洲財務報告谘詢組（EFRAG）發布的《ESRS數據點清單》更加細致地識彆ESG因素和重要IROs，盡管該清單發布的目的是為可持續發展報告數字化管理提供數據結構支持，而非用於企業ESG信息收集與核對。   實施指南建議的識彆方法   方法一：企業可先根據ESRS 1 附錄A AR 16清單梳理、識彆潛在的ESG因素，再按照內部流程（如盡職調查、風險管理、投訴機製）或外部流程（如利益相關方溝通、步驟A提及的方式）補充企業特有ESG因素予以完善，最終形成企業ESG因素清單。   方法二：企業可按照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報告流程、自身內部流程（如盡職調查、風險管理）先直接建立與自身業務模式、上下遊價值鏈相關的IROs清單，再對照ESRS 1 附錄A AR 16清單的三級ESG主題檢查整合，以免遺漏，最終形成企業ESG因素清單。此外，建議企業參考《ESRS數據點清單》輔助識彆ESG因素，特彆是首次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的企業。   步驟C：評估、確定與ESG因素相關的重要IROs   重要性評估過程首先從企業對人、環境造成的影響入手，評估這些影響是否給企業帶來風險或機遇，再評估由於企業的資源依賴導致的風險、機遇（如企業開展業務要依賴人員、自然資源但企業未對其造成影響）。   　　企業開展評估時需要考慮影響重要性與財務重要性之間的關聯性，開展恰當、合理的評估過程，如影響重要性評估、財務重要性評估是否應分為兩個獨立的過程，原則上建議將兩個過程融合，避免遺漏重要IROs，ESRS ESG主題標準（即ESRS 1 附錄A AR 16清單）能為企業提供識彆ESG因素的方向和角度（見圖4）。   圖4  雙重重要性評估   實施指南建議的評估方法   1)評估影響重要性 　　企業ESG因素產生的影響分為正麵/負麵、當前已經發生/可能發生，依照影響的類彆具體確定適用於該企業的“重要性”判斷值（見圖5）。若某種影響的嚴重程度已有公認的科學依據，企業無需再深入分析即可判定該影響為“重要”。與受到主要影響的利益相關方溝通可以幫助企業理解影響的傳導路徑、評估影響的嚴重程度和發生可能性。企業與職能部門、員工的內部溝通，和與報告使用者、相關專家的溝通都有助於評估、驗證、確保重要性評估結果的完整性。《重要性評估實施指南》提供瞭決定影響重要性的判斷過程示意圖，供企業參考（見圖5）。   圖5   評估影響重要性   圖6  判斷影響是否重要   　　負麵影響的嚴重程度需要對等級、範圍、是否可補救三個要素進行判定，等級指影響的嚴重程度，如對獲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侵害程度，對教育自由、謀生自由等的侵害程度；範圍指影響的區域，如受到影響的人數、環境損害的程度；影響是否可補救，如受影響的人群是否可通過歸還或賠償的方式重獲權利，或修複環境能力是否受限、不能複原至影響發生前。任一要素都可能致使影響變為嚴重，併且三個要素相互作用，是否可補救會由於影響的等級升高而增加嚴重性，反之，影響的等級升高或範圍擴大會導致難以補救。企業可沿用盡職調查程序或風險管理程序來獲取重要性閾值，對負麵影響的嚴重程度、風險優先順序進行分析，判斷哪些影響為重要的。企業應優先考慮那些能得出更為客觀結論的支持性證據，以這些證據為基礎設置重要性閾值。   2)評估財務重要性 　　重要的機遇、風險通常由影響、依賴性和其他因素（如氣候風險暴露、應對繫統性風險的法規變化）產生。評估機遇、風險是否重要需要借助合理的定量或定性閾值（如財務狀況、財務表現、現金流、融資獲得性、資本成本等財務影響）。ESRS全文在闡釋報告披露要求時，將風險和機遇視為一個整體組合進行討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ESG因素隻觸發風險或機遇的單一方麵，而非必然同時引發兩者。   圖7  評估財務重要性   　　企業在評估ESG因素帶來的機遇、風險時，需考慮產生機遇和風險的可能性、在短期/中期/長期可能帶來的財務影響。企業需要建立可能性、財務影響以及財務影響性質的客觀閾值，然後將步驟B中識彆到可能的重要機遇和風險逐一判斷；還需評估步驟B中識彆到的ESG因素影響是否產生瞭重要的財務影響；若企業內已建立的風險管理涵蓋瞭可持續發展風險，可以進一步評估機遇和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以及相應的財務影響。與企業內職能部門、企業投資者、其他金融合作方（如銀行）溝通有助於評估、驗證、確保重要性評估結果的完整性。   　　企業可以設置金額限額絕對值或者相對值（如財務報告中某項指標收入、成本、總資產或淨資產的變動百分數），近似於準備財務報告時用於評估某項指標的重要閾值。如果某個ESG因素具有財務重要性但造成的財務影響無法在報告出具時準確衡量，企業可更多地參考定性、發生可能性大小的因素決定重要性閾值。此外，按定性方式評估重要性閾值還包括以下情況：企業因從事多個行業或特有的業務模式，可能存在投資人關注的名譽風險，雖然無法量化對現金流的財務影響，但名譽風險會使融資成本、融資方式產生變化，這也會被認定為具有財務重要性。   3)整合評估結果 　　企業將步驟A至步驟C中評估流程結果整合，形成重要IROs清單，為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做基礎準備。對重要的三級（主題－分主題－副主題）ESG議題進行分析，確保均轉化為IROs形式。企業基於適當的重要性閾值和方法評估出的單個影響、風險、機遇，需要按照報告披露的有關要求進行適當整合，併與企業管理層確認整合後的結果，旨在完整地體現企業的重要IROs。   步驟D：按照ESRS要求，披露重要IROs評估過程、結果等信息   　　ESRS 2為歐盟CSRD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披露要求（Disclosure Requirement），分為以下四個部分：報告編製依據，治理，戰略，及影響、風險與機遇的管理（見圖8）。   圖8  ESRS 2 內容   　　其中，涉及雙重重要性的披露要求有3條（圖8加粗部分），分彆為披露重要IROs的識彆過程、評估過程（IRO-1），重要IROs與企業戰略、商業模式的關聯（SBM-3），確定披露重要IROs的說明包括選取的標準、重要性評估閾值（IRO-2）。ESRS要求企業披露使用的重要性評估方法、採取的假設、評估流程的關注點和原始信息，以及定量/定性閾值、參考標準等的判斷方法。ESRS 1 附錄D 提供瞭ESRS可持續發展報告框架，而附錄F提供瞭具體案例供企業理解如何進行披露（見圖9）。   圖9  ESRS 1 附錄F   《實施指南》其他要點 　　《重要性評估實施指南》在闡述歐盟ESRS對重要性如何定義、重要性評估過程如何開展、如何借助其他標準及框架之外，還解答瞭企業可能會提出的常見問題。此外，EFRAG網站設立瞭專門的ESRS問答平台，幫助收集和回答利益相關方提出的、但尚未回答的技術問題，在7月25日EFRAG網站公布瞭最新版技術問題解釋，目前已累計93項解釋說明。《實施指南》常見問題提出的其他要點整理如下：   01影響重要性要點 　　【關聯活動、業務關繫造成的影響】企業關聯活動對利益相關方造成影響，“關聯活動”包括多種形式，由企業的運營、產品/服務造成的影響，完全應該由企業負責，如缺少安全措施的員工在危險環境中作業；由企業參與而造成的影響，企業單一的行動、不再參與不能減少影響，如多個工廠排放汙染當地空氣環境，但單一工廠有害氣體排放均低於有害限值；由企業業務關繫造成的影響，業務關繫不僅限於合同關繫、合作夥伴，還包括一級供應商及之外的整個上下遊價值鏈，如供應商將紡織品的刺繡工藝外包給童工。因企業業務關繫導致的負麵影響不一定“不重要”，而是取決於影響的嚴重程度。   　　【影響不能正負抵消】①正麵影響和負麵影響不可抵消，需要單獨進行評估，由於影響的性質、種類不同不可整合；②影響對應的時間範圍不同（如同一種類性質情況下，當期的實際負麵影響不可與未來幾年的正麵影響抵消），自身運營的影響與上下遊價值鏈的影響不可抵消；③補償/相抵（compensation/offsetting）與抵消（netting）是不同概念，但補償/相抵不納入影響重要性評估之中。在主題性ESRS中補償/相抵的有一些特定要求，可參考《ESRS E1 氣候變化》《ESRS E4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繫統》的特定要求對重要議題的碳信用（carbon credits）、生物多樣性信用（biodiversity credits）開展披露。   02財務重要性要點 　　【財務重要性與財務報告重要性的異同比較】財務報告的重要性信息與可持續發展報告的財務重要性信息不同，但信息披露的目標相同。向企業提供或未來可能提供資源的決策者決定瞭信息是否具有財務重要性，可持續發展報告的財務重要性範圍是將企業財務報告的“重要性信息”範圍進一步擴大。《歐盟可持續發展報告準則（ESRS）》和《財務報告標準》對於“重要性”概念併無差彆，但標準中“重要性”信息的定義是不同的，而且財務重要性的閾值可以參考借鑒財務報告中資產、收入等會計要素的確認標準。   圖10   財務報告與可持續發展報告披露比較   　　【財務重要性更具有先行性】財務報告中還未認定為重要的風險、機遇可能會評估為重要展示在可持續發展報告中，這是因為資源/機遇與風險的確認時間上要早於財務中對資產與負債的確認。   　　【風險信息】潛在的未來事件可能會導致在當期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披露預計會發生的風險、機遇信息，但財務報告基本隻記錄在過去時間段內已發生的風險。因此，展望信息（如預期帶來的財務影響）可能會在可持續發展報告中作為重要信息進行披露。   　　【財務重要性與財務報告中財務影響的關繫】可持續發展報告的財務重要性（財務影響）不局限於財務報告所披露的內容，按照《歐盟可持續發展報告準則（ESRS）》附件2中對財務影響的定義，分為短期財務影響（已具體明確併在財務報告中確認）和預計財務影響（不符合確認標準、未計入當期財務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某些ESG因素有關的財務影響已超過瞭財務報告及財務報表附注中要求確認和衡量的信息。   03其他要點 　　【重要性評估的延續性】《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要求企業每年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企業可在判定未發生重大組織及運營架構的情況、外部因素未發生變化（外部因素變化指產生新的、修正舊的IROs或影響瞭某些披露的信息）情況下沿用之前的重要性評估結論。重大變化包括兼併收購、業務/行業改變、供應鏈重大改變、建立重大新的業務關繫、開啟/關閉業務線或業務領域、嚴重程度的定義改變等。   　　【集團公司的重要性評估及信息整合】①如果集團（母公司）作為披露方，可採取兩種方式或兩種方式結合進行重要性評估流程，從上到下（在集團層麵進行評估，與子公司溝通獲取有用信息）和從下到上（在子公司層麵進行評估，在集團層麵集合評估結果），在跨行業/業務的基礎上合理設置IROs的重要性閾值以確保使用的方法具有一致性。②如果集團（母公司）作為披露方，可以在保證重要IROs內容不發生混淆的前提下根據相關事實、情況適當整合信息。企業對所有IROs應單獨使用整合標準，真實、公允、準確地反映重要信息，如不同業務地區/資產的重要IROs與該業務地區/資產具有強相關性，企業不應按照更高一級的整合維度如國家進行整合，防止企業隱瞞重要性信息或誤導報告使用者對重要程度的判斷。   　　【重要IROs的應用順序】企業如果識彆到大量的IROs，可以從公司管理角度優先排序進行處理，從報告披露角度企業需要披露所有的重要IROs，特彆是企業還未健全製度、目標、行動計劃處理這些IROs。   　　【資料留存及後續應用】《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強製要求企業開展可持續發展報告鑒證，企業應保留IROs的重要性評估過程信息，便於鑒證機構和企業內部管理查詢及使用。   ESG信息披露相關標準對比 　　從ESG信息披露有關標準、準則來看，當前雙重重要性原則已在歐盟地區及我國（含香港）得到明確採納。相比之下，美國尚未出台官方可持續發展報告準則，其交易所在可持續發展報告方麵更鼓勵企業評估的靈活性，允許企業自願披露其認為的重要的ESG信息；而美國證監會SEC出於保護投資者權益的定位一直強調從財務角度披露投資者關注的“重要”信息，僅涉及瞭少量的ESG內容，例如在2024年3月發布的《加強和規範麵向投資者的氣候相關信息披露規則》中明確瞭上市公司應在氣候變化議題方麵披露的內容，此舉具有裡程碑意義。   圖11 多個ESG信息披露標準採用的重要性原則比較   小結 　　現階段，盡管我國三大交易所、財政部均已提出在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中採用“雙重重要性”原則，但尚未印發詳盡的操作細則。《重要性評估實施指南》可以為我國企業在執行這一原則時提供寶貴的參考和指導，幫助企業更好地理解和應用。   　　我國財政部發布的《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 （徵求意見稿）》提到，完整的《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將由基本準則、具體準則和應用指南組成。其中，具體準則類似《歐盟可持續發展報告準則（ESRS）》，將包含針對企業環境、社會和治理方麵的可持續主題的信息披露要求；不同於歐盟，行業類信息披露要求將作為財政部的行業應用指南，而準則應用指南類似EFRAG發布的三項《實施指南》會對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進行解釋、細化和提供示例，對重點難點問題進行操作性規定。針對企業實施可持續披露準則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財政部將在必要時提供準則實施問答，預計將共同為三大交易所上市公司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提供指導。   　　歐盟ESRS標準及EFRAG第一批實施指南的披露要求比《非財務報告指令》（NFRD）更加細化，更具實操性，為歐盟地區的企業以雙重重要性作為ESG信息披露原則，提供規範參考，為CSRD落地鋪墊堅實基礎。同時，實施指南也為其他國家、地區的ESG監管與信息披露提供思路，為企業優化ESG管理提供有效參考。

  　　近日，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在“開放問題”欄目利用兩個整版刊登瞭對毛振華教授的專訪，記錄瞭毛振華教授對當前中國及香港經濟的判斷和建議。南華早報始創於1903年，不僅是香港銷量最高的報章，也是亞洲最具公信力和影響力的媒體之一。下文為英文專訪的翻譯稿。       ◎下文根據英文原文進行翻譯整理：   大地產商的時代已經過去   　　毛振華是中誠信集團的創始人，也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聯席所長。他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和評論員，自 2022 年以來一直擔任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是最早警示中國房地產價格存在潛在壓力的人之一。在本期 "開放問題 "繫列訪談中，毛振華分析瞭中國舉步維艱的房地產行業，反思瞭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繫，對備受矚目的三中全會進行瞭解讀，併探討瞭香港在更廣泛的經濟演變中不斷變化的角色。   　　SCMP：2021年開發商恒大發生一繫列違約事件後，中國房地產市場陷入危機。您在十年前就注意到瞭恒大流動性問題的潛在後果。您現在如何評估房地產下滑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毛：房地產已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最大問題之一。中國的房地產一度是全社會投資的焦點，在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過程中，"有房才有家"這一獨特觀念更是深入人心。   　　在這種情況下，持有或購買住房成為中產階級家庭的“標配”，即使是那些不具備較高收入能力的家庭也在通過加杠杆的方式購房。在 2017 年前後的很短時間內，房價被推向瞭新高，這是泡沫即將破裂的徵兆。   　　我注意到恒大早在2016年就開始通過20%的折扣價格進行促銷。人們普遍認為這隻是恒大的個案，因為這家民營開發商因債務過重和缺乏銀行貸款支持而麵臨流動性問題。   　　但是，我卻認為這一現象不是個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這預示瞭整個行業的銷售問題：房價已經達到頂峰，併將開始走下坡路。我也在國內率先提出警示，應當關注中國房地產的價格下降趨勢。我還呼籲我們的監管機構進行更多的壓力測試，包括對中國房地產業的總償債能力進行壓力測試，以及對金融體繫所將麵臨的風險敞口進行壓力測試。   　　考慮到當時的壓力測試併不充分，我認為恒大的問題可能很快會蔓延到其他房地產公司，直至大約一年後，當許多房地產公司真正瀕臨破產危機時，政策才得以調整。   　　在2021年我提出觀點認為，與世界其他許多地方一樣，中國已經不再需要那麼多大型房地產公司瞭。中國房地產業供過於求，將產生兩個深遠的影響：一是作為“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業非但不會複蘇，反而會逐步式微。例如在歐洲國家，尤其是那些人口增長放緩的國家，由於已經有瞭足夠的庫存，市場上幾乎冇有大型房地產開發商；二是房地產價格下降趨勢可能導致其他的重大經濟問題，比如家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收縮。   　　SCMP：中國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穩定局勢，其中包括 5 月 17 日宣布的幾項有力措施。這些措施包括降低最低房貸利率，以及指示地方購買未售出的公寓，將其轉為社會住房。您認為這些應對措施奏效瞭嗎？   　　毛：這些政策的推出促進瞭交易量的回升，但併未完全扭轉房價下跌的趨勢。因此這些措施併冇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的建議是限製供應，例如凍結新的土地供應和新建房地產項目。這些措施將向市場釋放出“供應有限”的明確信號，從而有利於穩定房價。否則，持續擴大供應隻會加劇問題而不會緩解問題。當然，目前已開工的項目是個例外，因為購房者已經支付瞭首付款，“保交樓”的工作必須要完成。   　　近年來房地產投資有所下降，但房地產開發投資的規模和商品房的新建麵積依然不小，與2019 年和2020 年的高峰期相比要小得多，但還是高於 2015 年和 2016 年。   　　截至今年5月底，中國商品房待售麵積超過7.43億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長瞭15.8%，比2016年增加瞭500萬平方米。我認為中國房地產業的去庫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獲得的土地規模是一個天文數字，如果將所有的土地都按照計劃完成房地產開發，房地產市場的去庫存任務便將難以完成。   　　我們必須放棄 "房地產必然是經濟支柱 "的觀念，消化當前的存量住房需要很長的時間。可以說，大型房地產企業的時代已經過去。雖然我們還會看到一些城市的升級或改造，但大規模建設的時代已經過去瞭。   　　SCMP：您如何評價這些現象對中國家庭的影響？您如何看待現在的消費需求水平？   　　毛：中國家庭部門的債務問題日益凸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中國家庭部門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即居民杠杆率約為18.9%。到去年年底，居民杠杆已攀升至69.3%。   　　家庭部門的新增負債主要用於購買房產，但隨著房產價格下跌，家庭債務狀況大大惡化。房價下跌瞭30%或40%，便意味著購房人幾乎虧損掉瞭首付款，這對中產階級來說是巨大的損失和壓力。房產資產的縮水也影響瞭居民消費，從而對經濟造成瞭很大的製約。   　　房產資產價值下降，但負債卻是剛性的，按揭還款額併不會隨之減少，這便形成瞭資產負債表的惡化。居民財富的收縮將引發一些心理上的變化，比如消費者會覺得他們持有的錢變少瞭、支出壓力變大瞭，從而需要更多的儲蓄來應對負債壓力。而當所有人都在減少消費時，消費不足便對經濟運行帶來顯著製約。   　　消費不足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長期問題。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階段，經濟增長也併非主要依賴國內消費市場。當然，國內收入增長也拉動瞭經濟增長，但增長的主要動力仍然來自全球化和國際市場。我們所謂的“三駕馬車”，即出口、投資和消費三大增長引擎中，多年來出口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然而，隨著2008 年爆發瞭全球金融危機，海外需求萎縮，許多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隨之抬頭，中國才將重點轉向國內需求。   　　但我們很快發現提振內需很困難。經濟學家不談論欲望，而是關注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中國GDP以超過8%甚至10%的速度增長時，居民收入併冇有跟上經濟增長的速度。當前整體增長速度放緩，居民的消費能力就會受到進一步的製約。   　　從2000年到2022年，中國家庭的最終消費僅占GDP的38%左右，低於57.6%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美國家庭的最終消費率約為67.5%。究其原因，是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長期偏低。隨著資產價格下降以及家庭資產負債表收縮，在經濟運行中出現一定消費降級和消費下沉的問題。   　　SCMP：為瞭減少對出口的依賴，經濟轉型的重點已經轉向內需。您認為中國應如何推動這一進程？   　　毛：回答這個問題既容易又困難。中國曆來有重視儲蓄和財富積累而輕視消費的傳統。近年來，中國在基礎教育和醫療方麵取得瞭長足的進步，這為提高消費帶來一定有力條件。但問題是，當前的經濟不景氣降低瞭人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預期。包括公務員、教師和醫院員工在內的公共機構員工的收入開始降低，許多其他的行業也都出現瞭裁員現象。就業機會減少給人們的收入預期帶來瞭巨大壓力。更重要的是，在疫情衝擊期間許多人連續數月冇有工作，這期間所形成的收入缺口尚未得到彌補。   　　我從2020年起就開始持續呼籲，需要以消費補貼或現金發放的形式向那些受到疫情衝擊的人群提供經濟“刺激”。此後我又進一步提出，應向居民提供10萬億元人民幣（1.4萬億美元）的現金補貼。   　　從紙麵上看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也超過瞭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3%的紅線。但事實上10萬億元的補貼也併非是一個無法企及的數字。這相當於每人獲得7000元人民幣的補貼，約合1000美元。我們知道，美國在疫情期間向居民發放瞭數千美元，香港也向居民發放瞭同等規模的現金。   　　那麼，我們如何為現金補貼籌集資金呢？我認為財政赤字是一個辦法，但還有其他辦法。例如，中國有大量的國有企業，它們每年約創造出4.6萬億元的利潤，可以通過地方政府把這些利潤轉移給居民，問題就解決瞭一半。如果說10萬億元的規模不可能，那麼4.6萬億元的補貼也不是小數目。   　　我認為當前把財政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效率很低，而直接發放給居民的收益和效率很高，對企業的影響也會更好，因為隻有終端消費回升，企業才能實現銷售和營利。所以，如果公共資金能夠被更多的用於支持消費、增加需求，我是支持的；但如果公共資金被更多用於低效率的部門和領域，我就反對。   　　從統計數據來看，當前國有企業在創新領域的作用仍有欠缺，市場創新主要來自大公司和民營企業。例如先進的國防技術大多是建立在民營企業的技術發展基礎之上，美國的情況也類似。如果我們冇有一個市場化的環境，像無人機製造商大疆這樣的民營企業也不會取得成功。   　　那麼，當前中國的初創企業前景如何？過去幾年中國新增的獨角獸企業（估值10億美元或以上的初創企業）數量有所下降。中國的創業環境麵臨著巨大壓力，創業投資主要依靠政府設立的產業基金，而私人投資有所減少。同時也出現瞭一些對風險投資基金不友好的政策，使得創業投資的退出，以及初創企業的上市或融資比較困難。   　　這使得初創企業彆無選擇，隻能爭取政府基金的投資，但是政府基金又往往需要抵押物，而初創企業又缺少存量資產。小米、騰訊和阿裡巴巴（目前南華早報的所有者）等公司在某些領域的投資促進瞭創新、產品開發和許多創業公司發展，然而，這些擴張的投資活動又引發出資本在進行"無序擴張"的討論。因此，許多大型民營企業在投資領域也麵臨輿論上的壓力。   　　SCMP：隨著中美競爭的加深，預計全球經濟將進一步分化。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中國又該如何應對？   　　毛：2014年我訪問美國時最常見的問題是“中國究竟發生瞭什麼”？對美國而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併不符合美國原有的預期。在2017年的另一次訪問中，我發現美國基本上確信這些變化併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此後，共和黨和民主黨達成瞭遏製中國的共識，這種情緒非常敵對，因此近年來不僅對華在傳統經濟領域加大競爭，還出現瞭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對抗。   　　我認為中美大國博弈是不可逆轉的。對於中國來說，在經曆瞭一段模糊時期之後，也已經非常清楚地找到瞭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經濟和外交實力的崛起，中國也已經形成瞭一條與美國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   　　中美之間的局勢正在變成長期的對抗，我認為我們在2018年對中美貿易戰的初步評估是不充分的。美國幾乎對所有貿易對手方都發動貿易糾紛，包括加拿大、歐盟和韓國等盟友，但關鍵是我們需要注意，美國與盟友的貿易戰和與中國的貿易戰是不同的，與盟國之間的貿易戰是貿易關繫的調整，與中國的貿易戰則是全方位的競爭甚至是遏製。   　　我認為中美貿易戰正在走向“新冷戰”，而脫鉤則是兩者的中間地帶。雙方都認為自己與對方的價值觀是不可調和的，因此一定要分出贏家和輸家。   　　SCMP：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裡，西方對中國的產能過剩表示瞭越來越多的擔憂。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毛：我認為美國是以糾正兩國間的貿易不平衡為名，試圖削弱中國的供應鏈能力和韌性。   　　首先，貿易不平衡是由不同的產業結構帶來的。換句話說，如果美國不從中國購買商品，就不得不以更高的價格從其他國家購買。因此在我看來，"產能轉移"或"供應鏈多樣化"的舉措一定是為瞭削弱中國，而不一定是為瞭加強美國，其最終目的是對世界供應鏈格局進行重新洗牌。   　　其次，我認為美國及其盟國正在試圖遏製中國的優勢產業發展，這些產業恰好是中國的 "新三樣"：光伏、鋰離子電池和新能源汽車。圍繞這些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已經引起瞭關注。 我對（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提出產能過剩問題感到有些失望，因為經濟學家知道，一個國家的大宗出口通常會超過國內需求。例如，中東的原油出口就是一種生產過剩，對嗎？澳大利亞的農產品也存在生產過剩，美國的糧食生產也是如此。一個出口國的國內生產一定存在產能過剩。   　　中國已經經曆瞭幾輪產能過剩和產能調整，所以這是一個正常的市場現象。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在經濟增長下行期間我們的需求萎縮快於供給，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高質量發展和其他政策努力，則推動供給的恢複快於需求。特彆是由於投資機會減少，所以企業都會努力爭取併抓住市場機會，這也是新能源成為中國過度投資領域的原因之一。   　　中國需要採取更堅決的措施在國內消化自己的生產能力，因為在美國的壓力下我們可能會在貿易領域持續麵臨障礙。中國也應當進一步增強在關鍵新興產業的競爭優勢。例如，如果能在新能源領域繼續實現技術創新，憑借目前的成本優勢，就能大大減少對化石燃料等傳統能源的依賴，這也會改變全球的能源格局。   　　SCMP：作為剛剛被任命為香港大學教授的您，如何看待中國進入經濟轉型期後香港所扮演的角色？   　　毛：從亞洲的金融中心到連接中國大陸與世界的超級紐帶，香港的角色已經發生瞭變化。現在我認為香港的未來發展也逐漸清晰。   　　我自己的判斷是，在中美競爭的環境下，香港不可能純粹地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覺得新加坡與香港比較，最大的區彆是香港能夠為內地公司進入國際市場提供金融服務。新加坡無法在東南亞扮演這種角色，因為它與這些國家的經濟關繫不如香港與內地的關繫。但現在的問題是，隨著內地與美國之間的金融交易減少，香港失去瞭一個重要的業務來源，而內地的經濟則正處於轉型期，也放大瞭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不利因素。   　　但這些不利因素併冇有給香港的經濟結構和普通法製度帶來根本性的改變，香港仍然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併且在認證、檢測、國際仲裁等領域仍具有很多優勢，也是其他中國城市無法替代的。   　　教育是香港在傳統產業之外可以發展的重要領域。香港的英語水平全國最高，可以提供普通法的培訓。在世界百強大學排行榜上，香港有五所大學。事實上，近兩年香港研究生擴招帶來的收入也相當可觀。一名學生每年的學費約為5萬美元，他們在香港的消費活動也是重要的經濟增長來源。香港也應當招收其他國家的學生，包括發達國家和 "一帶一路倡議 "所涉及的國家。   　　鑒於中美對抗的現狀，在西方的中國科學家和高科技從業者可能有離開美國的願望，但他們對遷往大陸有所顧慮。這些顧慮包括子女教育、國際交流和財富安全，他們也會擔心自己的投資，因此他們可能會選擇先去往香港。除瞭吸引這些技術人才進入香港的大學，還需要吸引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大型科技公司進入香港。   　　大陸的一些科技公司需要吸引國際人才，但許多國際員工可能不願意移民到大陸，而香港的稅率很低，再加上普通法體繫的優勢和高度的國際化，可以滿足他們對於環境和生活的需求。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區域一體化）發展方案的提出，香港和深圳在科技發展方麵可以互補，因此香港有潛力打造科技產業。在港深兩地相連的地方有大量閒置土地，其利用成本可能低於深圳。香港可以走在中國科技發展的前列，併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   　　香港目前正處於轉型期，盡管是被動的轉型，其遇到的短期問題之一是對金融的依賴，但這也為香港探索其他領域的發展提供瞭動力和機會。未來如果中國與西方的關繫變好，香港將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併且有潛力將自己打造成為科技中心。   　　SCMP：7 月 18 日，中國結束瞭三中全會——大約每五年舉行一次的中共中央重要會議，這次會議為中國的經濟政策指明瞭方向。您如何看待這次會議及其成果？   　　毛：首先，我們需要瞭解這次會議的背景。今年的三中全會是主席第三個任期內的一次核心會議，而不是新任領導人宣布開創性構想的場合。因此，中央政府不會做出巨大的政策轉向，但是一定會對深化改革開放做出更加全麵、具體和繫統性的部署。這是我在會前的判斷，結果也證實瞭這一點。   　　其次，我想指出的是，三中全會通過併發布的《決定》確認瞭中國將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併平等保護各種所有製經濟，這些內容打消瞭市場上和社會上的一些疑慮，對於穩定預期將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三中全會還明確提出瞭在國家安全、意識形態和國有經濟領域的工作重點，這可以為未來的發展提供一個具體框架。   　　第三，三中全會為中國經濟重要領域的改革提供瞭指導，比如財稅體製改革。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繫問題上，《決定》提出瞭一些新思路，即適當擴大地方政府的“稅收”權利，包括中央將逐步下劃消費稅給地方等等。另一個重要信息是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併強調瞭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重要性。   　　總體上看，我認為三中全會對於中國經濟的穩定和回升至關重要，繼續全麵深化改革開放將提升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也有助於提升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中樞。

論壇主要嘉賓合影（從左四起依次為：香港中國金融協會主席孟羽；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香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蔡洪濱；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陳誌武；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家、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兼職教授巴曙鬆）   2024年7月18日下午，由中國誠信（亞太）信用評級有限公司（簡稱“中誠信亞太”）、中誠信綠金國際有限公司（簡稱“中誠信綠金國際”）、香港中國金融協會聯合主辦的《香港綠色與可持續金融發展論壇暨中誠信亞太獲香港金管局QDI及GSF資質認可發布會》成功舉行，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發表致辭。在致辭中，毛振華提到瞭綠色金融作為推動經濟轉型的重要引擎，在香港得到瞭迅猛發展，分享瞭中誠信（亞太）與中誠信綠金在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與未來目標，指出中誠信集團將繼續與各方密切合作，為香港債券市場的發展賦能，表達瞭共同推動香港債券市場和綠色金融的持續繁榮的信心。   毛振華 中誠信集團創始人、董事長，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     以下為演講實錄：   尊敬的各位到場的嘉賓，大家下午好！我很榮幸地代表主辦單位，對各位的蒞臨和支持，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債券市場一直以來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截至7月初，今年已經有176筆近500億美元的債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其中，7成以上的債券來自內地的發行人。近年來，隨著全球對可持續發展的日益重視，綠色金融作為推動經濟轉型的重要引擎，也在香港得到瞭迅猛發展。中誠信亞太和中誠信綠金作為本土評級服務機構，是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之一，深知在這一過程中的責任與使命。   我很自豪地分享，我們作為香港最大的中資評級機構在支持香港債券市場和綠色金融發展方麵取得瞭顯著進展。中誠信（亞太）2012年獲得牌照，深耕市場十餘年，業務在近幾年獲得較大進步，最新的統計中，中誠信亞太在香港服務的評級客數已居第三位，在中國本土機構中排名第一。令我們鼓舞的是，在上個月，我司獲得瞭香港金管局QDI和GSF資質認可，成為第一家獲得認可的中資信評機構。通過嚴謹的評級標準和深入的行業洞察，我們將繼續致力於提供高質量的信用評級服務，為投資者和發行人架起溝通的橋梁，確保市場的透明與穩定。   債券市場和中資信評機構發展的同時，綠色金融產業也正在香港蓬勃地發展。綠色金融不僅僅是一種投資方式，更是我們應對全球環境挑戰的重要途徑之一。為瞭更好地為客戶提供更專業的服務，中誠信綠金服務公司於2023年開業。中誠信綠金一直通過推動綠色債券和可持續發展債券的發行，積極參與到推動經濟向更加環保和可持續方向轉型的進程中。   未來，中誠信亞太和中誠信綠金將繼續與香港金融市場的各方密切合作，支持更多創新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為香港債券市場的發展賦能。我們堅信，通過合作與創新，香港將繼續在國際綠色金融舞台上發揮引領作用，成為全球投資者和發行人的首選目的地。   最後，衷心希望今天的討論能為我們帶來更多啟發和共鳴，共同推動香港債券市場和綠色金融的持續繁榮。感謝大家的蒞臨，謝謝大家！   　　本次香港綠色與可持續金融發展論壇聚焦當前全球ESG信息披露的發展趨勢、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戰略、香港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發展前景、中資評級機構國際化展望等熱點議題，進行深入探討。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香港中國金融協會主席孟羽，香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蔡洪濱，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陳誌武等香港重要政界、學界代表出席本次論壇併發言。論壇上，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為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以及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兩家行業龍頭企業作中誠信綠金ESG評級結果授牌。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賀徙代表公司接受中誠信綠金“AA”主體ESG等級授牌   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投資者關繫總監周誌軻代表公司接受中誠信綠金“AA”主體ESG等級授牌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主席孟羽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蔡洪濱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陳誌武   　　中誠信集團創始於1992年10月，前身是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準設立的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中國第一家全國性從事信用評級、金融證券谘詢和信息服務等業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集團擁有信用評級、徵信和信用管理谘詢等信用產業板塊，是國內產業鏈條最完整、信用產品最豐富、規模最大的綜合性信用產業集團之一。現有員工1300餘人，半數以上擁有碩士以上學曆。集團在堅持做大做強信用產業的同時，主動響應“健康中國”及“雙碳行動”的國家戰略，積極探索推進大健康及雙碳科技領域第三方信用和信息服務業務，創新業務布局進入快車道。此外，集團加大對專業化投資領域的投入，參與瞭多個境內外股權投資項目，投資領域覆蓋金融、物業地產滑雪等行業項目，取得瞭豐碩成果。

　　楊珺皓 CFA，FRM，現任中誠信綠金國際CEO兼任中誠信亞太副總裁。此前，他是擁有逾十年金融業經驗的資深投資銀行家，曾在國泰君安證券、招商證券工作。楊博士擁有悉尼大學金融碩士學位、昆士蘭大學金融博士學位，為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後。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   　　全會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要穩步擴大製度型開放，深化外貿體製改革，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製改革，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製。 作為境外機構在中國發行的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熊貓債近年來的發展取得瞭顯著成果，根據統計，2023年熊貓債發行量創曆史新高，全年發行規模首次突破1500億元大關。   　　“從2022年開始，除瞭美國之外，包括歐洲在內的主要發達經濟體紛紛加息。而中國多次減息使得融資成本低，吸引瞭很多發行人來到中國境內募集人民幣，發行熊貓債。”近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中誠信綠金國際CEO兼中誠信亞太副總裁楊珺皓表示。   　　對於熊貓債，楊珺皓評價其為中國金融改革和開放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他稱，熊貓債的積極成果顯示出人民幣作為融資貨幣的功能在不斷提升，特彆是在外資在中國持續投資的大背景下。隨著境內熊貓債和境外點心債的二元市場結構的發展，境內外的國際債券市場各有特色，兩者相得益彰，將實現共同發展。   　　全會指出，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落實好防範化解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重點領域風險的各項舉措。   　　近月以來，備受關注的超長期特彆國債開啟發售，受到市場歡迎。楊珺皓評價道，超長期特彆國債的發行會優化央地的債務結構，國債部分資金將被地方使用，能夠提升地方政府財政空間，尤其是償債壓力比較大、有一定債務風險、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地方。    　　從需求端看，“今年以來，包括保險、理財、基金的非銀機構，對於超長期國債的需求比較旺盛，超長期國債不僅滿足瞭市場機構對於超長期限債券的投資需求，也平衡瞭國債市場的供給關繫，同時政府債券的供給也增加瞭中長期投資的流動性。”楊珺皓補充稱。   　　楊珺皓還指出，接下來超長期的政府債券和政策性銀行債的發行都會加速，“我們預計在三季度，政府債券和政策性銀行債券的發行量會達到一個高峰”。   01非銀機構對超長期國債需求旺盛   《21世紀》：6月14日，中國財政部首次發行50年期超長期特彆國債，發行總額350億元。你如何看待中國發行超長期特彆國債的意義？預計會帶來哪些市場影響？   　　楊珺皓：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超長期特彆國債將專項用於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這是中國第四次發行特彆國債，今年的預計發行規模是1萬億元。   　　我認為，超長期特彆國債釋放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助於提振當前的市場信心和預期。首先，國債的募集資金專項將用於科技創新、城鄉融合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糧食能源安全以及人口的高質量發展等。針對這些重點領域的措施，短期將有助於擴大總需求，長期而言有助於促進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構建現代化的產業體繫，發展新質生產力。   　　其次，我認為短期而言，超長期特彆國債的發行對財政影響比較小，因為特彆國債不列赤字，其發行僅納入當年國債餘額限額管理。但需要注意的是，長期國債的發行會增加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我們初步測算，今年發行1萬億元特彆國債，將會提升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大概0.7個百分點，今年全年會達到25.5%。   　　另外，超長期特彆國債的發行也會優化央地的債務結構。國債部分資金將被地方使用，能夠提升地方政府財政空間，尤其是償債壓力比較大、有一定債務風險、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地方。    　　從《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出，特彆國債接下來會持續發行，這也奠定瞭未來若乾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將有利於提振市場信心，保證預期的穩定，也會更加優化央地的債務關繫，減輕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支出。國債的啟動發行，和專項債的發行加速是同步在進行的。   　　從市場影響的方麵來看，我們目前已經收集到一些積極的信號。今年以來，包括保險、理財、基金等非銀機構，對於超長期國債的需求還是比較旺盛，超長期國債不僅滿足瞭市場機構對於超長期限債券的投資需求，平衡瞭國債市場的供給關繫，同時政府債券的供給也增加瞭中長期投資的流動性。接下來，我們預計超長期的政府債券和政策性銀行債的發行都會加速。預計在三季度，政府債券和政策性銀行債的發行量會達到一個高峰。    　　總體而言，超長期國債釋放瞭積極的財政政策信號，它的影響不僅是在債券市場方麵，更是在整個金融市場上都釋放瞭更積極的信號。    《21世紀》：中誠信亞太信用評級認為，今年未來三個季度若利差倒掛趨勢不變，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規模應當會延續今年一季度勢頭。請你展開談談，接下來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市場會如何發展？哪些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楊珺皓：去年四季度美國CPI的同環比數據顯示美國通脹控製還是不錯的，美聯儲因此在今年一季度都冇有加息，甚至還表達出馬上要降息的意願。當時市場普遍認為，美聯儲將在今年年中開始降息，因此美國國債收益率一直在走低，市場的債券收益率開始回升。   　　但在今年一季度，美國CPI數據總是超預期，這使得美聯儲有點被動。美聯儲既要控製整體CPI的數據，還要滿足經濟的發展，遲遲無法敲定降息的具體時間點。市場對於初次降息的預期也開始往後移，有觀點認為可能會在2024年年底，也有觀點認為現在加息的整個通道併未結束，這影響瞭市場對於美債的預期。   　　與此同時，中國在今年一季度，開始推出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以扭轉通縮的預期，併改變消費低迷的現狀，比如中國人民銀行在1月份宣布降準，降低貸款利率，以推動整體社會總融資成本的降低，這些政策推動瞭中國國債收益率在一季度持續下行，進一步加深瞭中美的利差倒掛。    　　2023年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約350隻，共計約300億元，其中有約150隻，共計約80億元，是在最後四季度發行的。從今年一季度的數據來看，離岸人民幣債券已經發行瞭超過150隻，共計超90億元，其規模同比增幅已經高達100%，這是我們看到的增長勢頭。   　　我認為，未來一年，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的勢頭還會維持下去。美聯儲對利率的展望預期將是一個影響因素，如果美聯儲迅速地扭轉到降息的趨勢下，人民幣融資成本優勢可能會被削弱。   　　另外一方麵，如果政策層麵進一步收縮對於城投企業境外融資審核製度的限製，那麼作為境外人民幣債券發行的重要主體，它的發行量也會影響到離岸人民幣債券的整體發行規模。   02中外利差促進熊貓債發行   《21世紀》：請你談談“點心債”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的關繫。   　　楊珺皓：點心債最早在2007年就有瞭，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主要的債券品種。美聯儲在2022年裡連續加息瞭7次，美元的成本逐步提升促進瞭點心債的快速發展。   　　當然，點心債的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絕對是息息相關的。點心債市場的開放與發展，更是使人民幣成為瞭一個重要的貨幣角色，不僅提高瞭人民幣的國際接受程度，同時也增加瞭人民幣的結算和儲蓄功能。    　　此外，隨著點心債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會有更多的國際資金通過點心債來投資中國，加入中國債券市場，投入到中國整體的金融市場裡。這增加瞭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流動性，尤其是跨境的流動性。   　　目前，點心債的規模顯著提升，吸引瞭不少國際投資人和主權基金、養老金保險公司等外資機構投資中國，他們的參與使中國債券市場更加多元化，增加瞭市場的抵抗風險能力，提高瞭其穩定性。   　　隨著境內熊貓債和境外點心債的二元市場結構的發展，境內外的國際債券市場各有特色，可謂相得益彰，共同發展。其中點心債更有利於拓展跨境人民幣，在幫助境內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方麵起到瞭更大的作用。同時離岸人民幣計價的環境也更有利於投資人對於彙率的波動進行風險管理。   《21世紀》：根據統計，2023年熊貓債發行量創曆史新高，全年發行規模首次突破1500億元大關。結合如今的利率環境，你認為熊貓債後市會如何發展？應如何吸引更多境外發行人參與熊貓債？   　　楊珺皓：熊貓債最近特彆火，主要是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在貨幣政策上的利差導致的。從2022年開始，除瞭美國之外，包括歐洲在內的主要發達經濟體紛紛加息。而中國多次減息使得融資成本低，吸引到瞭很多發行人來到中國境內募集人民幣，發行熊貓債。這是熊貓債的主要特點，利差是其發行量高的主要原因。    　　我們認為，熊貓債是中國金融改革和開放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人民幣作為融資貨幣的功能在不斷提升和加強，特彆是外資在中國持續投資的大背景下。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人民幣在跨境收支、外彙儲備、金融交易、貨幣互換等領域的使用頻率不斷增加，境外機構對於發行以人民幣計價債券的募資興趣也隨之提升。   　　尤其是自2023年以來，我們觀察到俄羅斯、印度、法國等國在外貿交易和投融資中都開始使用人民幣。併且阿根廷還宣布首次使用人民幣來償還外債，這些都是很積極的市場信號。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數據顯示，2024年5月，在基於金額統計的全球支付貨幣排名中，人民幣保持全球第四大最活躍貨幣位置，這意味著人民幣全球支付排名已連續7個月維持全球第四位。我認為熊貓債火起來，不僅僅是因為利差的優勢，更是與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戰略，以及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息息相關。   03中資評級機構的國際認可度不斷提升   《21世紀》：你如何評價中國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    　　楊珺皓：總體來看，從去年四季度開始，境外機構對銀行間債券的持有量持續增加。   　　具體而言，從2023年9月到2024年4月，境外機構每個月的持倉量累計增加額達到8200億元，創下瞭2022年2月以來的新高。從交易情況看，境外機構的交投活躍性也在顯著提升。   　　今年3月通過中央結算公司的交易量接近2萬億元，其中通過“全球通”渠道約1萬億元，“債券通”渠道超過瞭8000億元，總量較2月已提升超過5000億元。   　　我們認為推動這一趨勢的主要原因有幾個方麵。第一，中國的基本麵比較穩定，政府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促使經濟穩中增長，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中國債券又具有分散風險的天然作用，與全球其他類型資產的關聯性較低，這是境內外投資者選擇到中國投資債券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自2019年以來，中國債券相繼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BBGA)，摩根大通新興市場債券指數（EMBI)，富時世界國債指數（WGBI)等指數。所以，國際投資人在被動投資時增加瞭對中國債券的持倉量，帶來瞭更多國際資金尤其是機構投資者的資金量。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增長。    　　第三，中國金融市場已經相對成熟，許多境外投資人也很擅長用互換通等金融衍生工具來對衝掉新增債券頭寸的風險，這也讓境外投資人得到瞭更多的保障，投資工具更加豐富。   　　第四，相對於其他新興的主權經濟體，中國的主權風險很低。近期，隨著地緣政治局勢升級，越來越多境外投資人更傾向於到中國來投資債券。   《21世紀》：目前中資評級機構的社會認可度，特彆是國際認可度如何？   　　楊珺皓：目前，中資評級機構的國際認可度在不斷提升。從市場占有率看，從2022年下半年開始，在監管政策的支持下，中資境外評級機構的業務顯著增長。從業務量看，2023年中資評級機構的新增客戶數已超過200家，較2022年增長瞭兩倍，存量客戶數超過300家，較2022年增長瞭近三倍。   　　隨著中國境外債券市場的快速發展，中誠信亞太的業務也取得瞭顯著的提升。截至今年4月底，我司的存量評級主體超過200多家，債項評級超過瞭30多隻。這也表明瞭中資評級機構的市場認可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誠信亞太在2023年3月拿到瞭香港強製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香港積金局”）的業務資質，成為其核準的首家中資信貸評級機構，此前核準的五家評級機構均為外資機構。這代表著超大型的投資主體對我司的認可。    　　目前整個MPF（香港強積金）的投資規模約1萬億港元，其中二到三成投向債券市場。隨著中資評級機構的加入，相信中資發行人的市場領域將會更受關注，比如中資美元債，我司也會加大對這方麵的配置。我認為，這也非常有利於MPF這樣的專業投資機構作出更長遠的發展決策。

  毛振華  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武漢大學董輔礽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席主席   以下觀點整理自毛振華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88期）上的發言   　　今年以來，中國出口在國際形勢日益嚴峻、地緣政治衝突頻發、中美博弈不斷加劇背景下，依然保持瞭較好的增長勢頭，這充分反映出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以及出口背後的供應鏈優勢、創新優勢和比較成本優勢。但是，從中長期視角來看，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外部環境將會日益受到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特彆是中美大國博弈的影響，對此我想討論兩方麵的問題。   一、“去風險”不是“去冷戰”，而是形成瞭“新冷戰”格局   　　美國挑動與中國展開當前這場博弈的目標，就是想達到“冷戰狀態”。近年來，地緣政治演變的影響已經超越瞭許多常規經濟因素，特彆是中美大國博弈成為影響全球經濟與政治穩定的主導力量。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應當首先看清美國對華策略的基本框架。回想1945年至1991年長達四十多年的所謂“美蘇冷戰”，美國就是通過建立包含政治、軍事、外交在內的盟國體繫，對前蘇聯及其盟國採取瞭既非戰爭又非和平的長期對峙與競爭策略，最終戰勝瞭前蘇聯。在對中國的問題上，試圖複製過去的成功也正是當前美國對華策略的基本思路，這也是我為什麼將其稱之為“新冷戰”的原因。2017年特朗普簽署行政備忘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中國開展“301調查”，率先發起貿易衝突。但特朗普併非傳統美國建製派，在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同時，也和他的軍事政治盟國打貿易戰，併且未形成集團對峙的局麵。拜登上台後對特朗普的戰略做出瞭重大調整，一是延續美國傳統的外交思想，重新建立北約和歐盟的核心盟友格局，當然也包括亞太地區的日本、韓國等少數幾個發達國家，試圖通過拉攏盟國、成立聯盟的方式與中國形成隔絕。二是將中美貿易衝突向科技、軍事，以及人員交往等其他層麵進行擴張，試圖實現與中國的脫鉤。回顧這一過程，充分體現出瞭新冷戰的特點：一是不打熱戰，二是以彼此之間的分割甚至隔絕為目標，三是在經濟、政治、外交、製度上的全麵競爭和對抗。從目前情況來看，事態也正朝著我此前所預判的中美博弈“三部曲”演進。   　　從“脫鉤”向“去風險”轉變，新冷戰格局基本形成。拜登作為建製派政客拉攏歐洲與中國進行脫鉤，但是中歐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這意味著歐洲將要承擔巨大的經濟成本。2023年年初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期間，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首次提出歐盟對華“去風險”，拜登對歐洲做出讓步併最終接受這一概念，進而達成美歐對中國問題上的一致。此後我曾多次公開提出，美國對華戰略由“脫鉤”調整為“去風險”，併不意味著中美之間的競爭和博弈態勢緩和，而是新冷戰格局基本形成，它標誌著美國與其盟友達成瞭對華認知與策略上的統一。“去風險”框架維持瞭歐美與中國在一般貿易、能源、資金等普通領域的往來，但對“風險”所覆蓋的內容進行瞭調整，不僅涉及我們一般所認為的高科技、軍事等領域，還包括一些新領域。我們應當注意，這些新領域的內容和鬆緊度是動態調整的——隻要認為不符合歐美的利益，就將其納入到“風險”所覆蓋的範圍當中去，其中，新能源汽車就是一個很現實的例子。新能源汽車併不屬於高科技、軍事這一領域，但因為中國在技術、成本上占據優勢，威脅到歐美相關利益，那麼就將其納入到“風險”的內容中去。美國和歐洲在這種戰略措施上也達成瞭一致。因此，從“脫鉤”到“去風險”是中美關繫很重要的變化，也是中國在全球地緣政經演變中所要長期麵對的新環境，這也是我為什麼認為新冷戰格局已經形成的重要原因。   　　新冷戰的序幕已經拉開，但還冇有形成“鐵幕”，我國還有一定的調整窗口期。 一方麵，中國與美歐國家的一般貨物貿易往來以及相關的人員、資金往來依然可以持續。盡管受到“去風險”影響，但從上半年對外貿易中，我們依然能感受到中國在整個世界貿易底層貨物、基礎貨物中的優勢，特彆是這些年我們建立的供應鏈優勢，今年以來中國出口依然保持韌勁；併且民營企業的出口也在恢複，這值得我們在未來製定“穩外貿”政策過程中進一步重視與思考。其次，在“去風險”框架下，各個國家仍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從而形成瞭進一步的博弈空間。盡管當前新冷戰大格局已經形成，但它還不是鐵板一塊，例如對於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出口限製，德國公司和德國政府還一直在表達善意，反對歐洲的加徵關稅等做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地緣政治方麵我們有很大的文章可做，外貿相關政策有必要與國家安全、外交政策緊密配合。近年來，中國採取瞭很多政策調整，主動對過去形成的緊張的對外關繫進行緩和，特彆是今年上半年，中國恢複與歐洲、澳大利亞、新西蘭、日韓等國的會談，單邊開放部分國家的簽證等，均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展示我們在對外開放與對外關繫領域中的彈性，同時這也有利於破解美國建立起的針對中國的包圍圈。   　　從“脫鉤”到“去風險”，“安全”與“利益”此消彼長、動態平衡。地緣政治演變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影響正在發酵，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不得不更加重視“安全”。今年4月我參加瞭美國舉辦的中美商業領袖圓桌會議，會議主題就是“安全和經濟利益的平衡”。會上美國企業家提出，在國家安全麵前，企業利益、企業家利益以及投資者的利益是不值一談的，根本冇有博弈的空間，因此建立經濟領域中的國家安全觀，建立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有必要將最近一段時間在這方麵做的好的工作、取得的一些好的成效進行總結，併將其作為一個基礎，為我國未來對外經濟貿易工作提供一個好的指引。   二、破除關於外資的錯誤觀念，引進外資和企業出海相結合   　　外商直接投資的背景出現變化，但對於中國經濟的積極意義併未改變。在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影響的大背景下，當前部分外資企業受地緣政治壓力，特彆是受當前美國主導的“去中國化”影響，加之自身競爭能力有所減弱等原因，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勢頭有所放緩，同時也有部分企業出現撤出和減資的情況。回溯以往，外資企業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中國產品競爭力提升，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均發揮瞭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需要正確認識其曆史作用。展望未來，盡管曆史在推進，外商在華投資所處的背景有所改變，但外資企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冇有變。比如從技術溢出來看，對於國外前沿技術的引進與利用，無論在時間上還是效率上，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均明顯優於進口或者自我研發的方式。保護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的利益，實現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是實現中國利益最大化的必要路徑。中國的政策當前明確表達出瞭這種態度，併做出瞭一些踏踏實實的工作，無論最終效果如何，這種輿論氛圍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破題，也是對自由貿易基本原理的捍衛。   　　不能將與外資往來與不愛國掛鉤，外資的營商環境還有進一步優化空間。當前對於外資企業的認識和態度領域，社會上出現一些雜音，很多看法和觀點也不是很冷靜，一些觀點簡單的把在外國企業工作或購買外國商品與不愛國掛鉤。另外還有一些觀點，錯誤的將出口理解為對他國的恩惠，特彆是中國對於美國的恩惠，認為冇有瞭中國價廉物美的產品他國便彆無選擇。中國作為一個貿易大國，出口依然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出口本身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上，有必要加強公眾對於出口的正確認識。從出口企業角度看，訂單是一切競爭力的來源，也是企業生存的基礎，凡是對產品和服務形成需求的客戶，都應該秉承友好的態度予以對待。近期個彆地方出現瞭一些襲擊外國人的事件，盡管這是極端個案，但我們需要引導輿情和社會思潮，進一步建立和優化外商企業在中國的營商環境。   　　正確認識企業出海背景和原因，避免扣之“資本外逃”的帽子。從企業出海的類型來看，可以分為“被動出海”和“主動出海”兩大類。對於被動出海，主要是受當前美國主導的脫鉤斷鏈與“去風險”的影響，很多外資企業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逐步減少對中國的投資，甚至在其他國家重建產能。其中，一些在產業鏈中處於優勢地位的核心外資企業要求中國上下遊企業也進行產能轉移，主要涉及手機、汽車等相關領域的企業。此外，我國還有許多優秀的製造業企業主動出海，通過在海外投資建廠，能夠更貼近海外市場，繞過不理性、不正當的貿易壁壘。同時，我國企業出海目的地國家普遍選在生產要素和人力成本比較低的國家，有助於降低生產和經營成本。無論對於哪種類型的企業出海，我們均需要正確認識和看待，需要明確企業出海不等於資本外逃。從國際經濟的發展軌跡看，企業出海也是一個必然趨勢。若不能正確看待企業出海，那麼就無法正確認識外商直接投資，因為外商直接投資本質也是國外企業出海中國進行投資的表現。   　　企業出海意義重大，有助於鞏固我國的供應鏈優勢，也有助於穩定我國的經濟增長大盤。盡管當前中國對美國的貿易規模降到第三位，排在東盟和歐盟之後，但我們通過轉口貿易的方式對東盟、墨西哥的出口顯著上升。這說明當前我國在供應鏈方麵仍具優勢，但也折射出中國企業也麵臨較大的潛在威脅，即歐美國家正在逐步減少對我國的供應鏈依賴，在其他國家推動所謂的“中國+”戰略，若我國企業不及時跟進出海，原有的市場份額便會由他國企業慢慢填補。另外，隻有中國企業一直活躍在全球供應鏈體繫內部，才能夠分享全球產業鏈升級發展的紅利。企業出海也是可以上升到國家利益層麵的舉措。以日本為例，上世紀80年代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經曆瞭長期的緩慢低增長，過去三十年間日本實際人均GDP年均增長率不足1%，但日本企業通過海外投資和運營，積累的海外資產規模持續擴大，GNP（國民生產總值）不斷上升,日本在全球的投資收益對於穩定企業發展、穩定日本經濟發揮瞭重要作用。可以說，當前中國企業出海的意義超過往常。我建議，應當在宏觀政策領域對企業出海給予鼓勵和支持，同時在社會輿論方麵給予正確的引導，相關學者應當客觀理性的向社會發聲，避免錯誤的思潮蔓延，不斷為我國的外貿與經濟爭取更好的外部環境。

本期看點   可持續類貸款的發展   　　自“雙碳”目標提出以來，我國綠色金融蓬勃發展，以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為首的可持續類貸款也逐漸成為重要的綠色金融工具之一，為實現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助力。近幾年，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均處於增速發展階段，規模有望在未來持續擴大，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推動綠色轉型發展。   國際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規則要求   　　2018年3月，貸款市場協會和亞太區貿易市場協會聯合發布《綠色貸款原則》，將綠色貸款提供瞭合格的綠色項目清單，併設定四大核心要素：資金使用、項目評估和篩選、資金管理、信息披露。2019年3月，亞太貸款市場協會、貸款市場協會及銀團貸款與交易協會共同推出《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原則》，為貸款人、借款人、第三方的可持續發展貸款實踐提供指導和框架，設立五大核心要素：關鍵績效指標（KPI）的選擇、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SPT）的校驗、貸款特性、信息披露及驗證。   國內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規則差異   　　不同於國際範圍普遍遵循的《綠色貸款原則》與《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原則》，國內目前尚無統一的綠色貸款及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規則標準。僅不同監管機構製定瞭相應的綠色貸款統計範圍——《綠色貸款專項統計製度》、《綠色融資統計製度》；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則以《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原則》作為重要規範性文件，著重參考國際上的市場實踐。   國內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案例分析   華晨東亞汽車金融有限公司綠色銀團貸款； 日照銀行推動多筆“藍色+可持續發展掛鉤”雙貼標貸款落地；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15億元人民幣可持續發展掛鉤（ESG）中期流動資金銀團貸款； 濟寧市正創礦產資源開發有限公司可持續發展掛鉤銀行貸款。   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發展建議   　　近年來，綠色貸款與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發展形勢迅猛，而相比於國際市場，國內實踐仍相對較少，國內市場指導規則及配套機製仍待完善；同時應加大監管對可持續類貸款的支持力度，發揮本土市場積極性，加強政策支持和激勵力度，引導更多資金流向綠色低碳領域；此外，第三方機構應充分發揮自身作用，加強自身專業資質的培養與審核，加強風險管理與貸款信息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機製，防止計量和披露不準確或者誇大事實而導致出現的假貼標現象。   一、可持續類貸款的發展   　　可持續金融伴隨可持續發展而起，在現代經濟活動中進行有效資金調配使社會資源重點流向更加清潔、綠色、健康、安全和更具韌性的領域，在推動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價值的一致、財務價值和非財務價值的統籌中扮演瞭重要角色。自可持續金融概念提出以來，以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金融市場產品迅速增多。其中貸款作為重要的金融工具逐漸在可持續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綠色貸款、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社會責任貸款、碳減排貸款、轉型貸款等紛紛依托各自產品特色為可持續的項目或企業提供金融支持。   　　在可持續金融當中，我國最為關注環境主題。自“雙碳”目標提出以來，綠色金融蓬勃發展，以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為首的可持續類貸款也逐漸成為重要的綠色金融工具之一，為實現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助力。近幾年，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均處於增速發展階段，規模有望在未來持續擴大，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推動綠色轉型發展。   （一）綠色貸款的發展   　　綠色貸款（Green Loans, GL）指在金融機構的貸款業務中，考慮環境可持續性因素，將資金投入於低碳、環保和可再生能源等綠色產業領域的貸款形式。國際上，綠色貸款的概念最早起源於聯邦德國1947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家政策性環保銀行，而後隨著《赤道原則》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行業準則的實施，融資過程中模糊的環境標準被明確化、具體化，綠色貸款逐步成為增進企業節能減排、調整產業結構、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經濟手段。2018年3月，貸款市場協會和亞太區貿易市場協會聯合發布《綠色貸款原則》（Green Loan Principles）（以下簡稱“GLP”），為金融機構的綠色貸款業務發展提供瞭高標準的指導框架。其主要參考《綠色債券原則》（Green Bond Principles），從四個方麵製定標準框架，包括資金用途、項目評估和篩選、資金管理和信息披露，詳細列出瞭符合標準的綠色項目類型，對貸款資金的管理和製度約束做出瞭明確要求，可有效引導金融機構通過發放綠色貸款，使資金流向綠色產業。為促進綠色貸款產品的開發併加強流程完整性，GLP分彆於2021年2月、2023年2月進行修訂更新，不斷明確符合要求的金融產品及分類，反映不斷變化的市場實踐結果。   　　在國內，綠色貸款相關政策最早由環保總局、中國人民銀行、原銀監會於2007年7月30日在《關於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範信貸風險的意見》中聯合提出，要求各金融機構加強信貸管理工作和環保的協調配合，強化環境監督管理。而後，原銀監會先後製定瞭《綠色信貸指引》（銀監辦發[2012]4號）和《綠色信貸統計製度》（銀監辦發[2013]185號），確定瞭中國綠色信貸政策體繫的框架，要求各家銀行對所涉及的環境、安全重大風險企業貸款和節能環保項目及服務貸款進行統計；2018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印發《綠色貸款專項統計製度》（銀發[2018]10號），併於2019年參考國家發展改革委等聯合印發的《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對其進行修訂，基本採用《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的主要框架與標準；2020年7月，原銀保監會在《綠色信貸統計製度》的基礎上印發瞭《綠色融資專項統計製度》，參考《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整體框架併對部分子項目進行調整，將統計範圍拓寬至表內外融資。我國綠色信貸標準逐漸完善，在監管體繫方麵已經形成瞭規範的頂層設計、統計分類製度、考核評價體繫和激勵機製的政策框架。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餘額30.08萬億元，同比增長36.5%，高於各項貸款增速26.4個百分點，比年初增加8.48萬億元，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一。此外，在“雙碳”目標背景及央行的政策支持下，我國推出專門針對碳減排項目的貸款，指資金專門用於碳減排領域，產生一定的碳減排效益（詳見中誠信綠金2023年年報“碳減排支持工具的發展現狀與建議”）。截至2023年末，投向具有直接和間接碳減排效益項目的貸款分彆為10.43萬億元和9.81萬億元，合計占綠色貸款的67.3%。綠色貸款是中國綠色金融發展中起步最早、發展最快、政策體繫最為成熟的產品，正呈現穩定增長態勢，有效助力金融機構應對環境和社會風險、提升國際競爭力、貫徹落實“雙碳”戰略，是實現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抓手。   （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發展   　　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s，SLL）是由國際市場自律組織推出、發行併指引的一種創新綠色金融理念，旨在通過將貸款成本與借款人在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方麵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掛鉤，借助激勵機製促進併支持更多有助於環境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活動增長，為經濟和社會的長遠健康發展注入新動能。自2017年4月荷蘭國際集團向飛利浦提供瞭10億歐元的首筆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以來，該金融工具所獲得的關注度不斷上升。2019年3月，亞太貸款市場協會、貸款市場協會及銀團貸款與交易協會共同推出《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原則》（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以下簡稱“SLLP”），為貸款人、借款人、第三方的可持續發展貸款實踐提供指導和框架，是可持續發展貸款發展裡程中重要的規範性文件。上述三家機構分彆於2021年5月及2023年2月結合最新實踐對SLLP進行瞭更新，促進瞭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快速發展。   　　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不同於一般綠色貸款，與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類似，具有不限定資金用途、可以基於可持續發展表現獲得貸款條件獎勵或處罰的優勢，適用於任何有意願提升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借款人，因此適用範圍更加廣泛，自推出以來便快速發展。根據環境金融網數據統計，自2017年首筆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發放至2023年8月，全球共計發放瞭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1820筆，規模1.4萬億美元。從各年度情況來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從2017年47億美元起步，2018和2019年發展迅猛，規模分彆同比增長10倍和3倍，併於2019年首次超過綠色貸款規模。2021年至2022年，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年度發放量持續擴大，2022年以2倍增速突破6600億美元，規模和活躍度在廣義的綠色金融債務市場中呈現逐年增長態勢。2023年度，全球範圍內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發放規模相較2022年略有下降，但仍作為貸款市場中重要的可持續融資形式深受借款人與貸款人喜愛。   　　我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起步略晚於全球，但自“雙碳”目標提出以來，我國綠色金融蓬勃發展，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逐步成為其中重要的綠色金融工具，對支持經濟活動中包含高碳產業在內的非綠色產業轉型起到積極作用，充分發揮瞭金融機構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激勵借款人更多地投入到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商業活動，引導資金流向綠色可持續發展領域。   二、國際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規則要求   （一）國際綠色貸款規則要求   　　GLP將綠色貸款定義為資金專用於為新增及/或現有合格綠色項目提供部分/全部融資或再融資的各類型貸款工具。其四大核心要素包括：資金使用、項目評估和篩選、資金管理、信息披露。   　　1、綠色貸款的資金用途必須為符合要求的綠色項目。GLP中明確認可數個符合綠色項目資格的概括性項目類彆（如表1所示），這些類彆有助於實現減緩或適應氣候變化、保護自然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以及汙染預防和控製的環境目標。依照GLP要求，所有使用資金的綠色項目及其明確的環境效益需要在融資文件中做適當描述。在可行的情況下，借款人需要對環境效益進行評估和量化。   符合條件的綠色項目類彆（排名不分先後）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2、綠色貸款的借款人須向貸款人明確溝通項目評估和篩選流程，內容包括綠色項目可實現的環境可持續發展目標、借款人評估項目所屬綠色項目類彆的合規流程、經官方認證或與市場分類一致的相關綠色標準或排除標準、借款人識彆和管理與相關項目有關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等。   　　3、借款人應保持資金管理的透明度，GLP中規定綠色貸款的資金應存入專項賬戶，或由借款人以適當方式進行跟蹤，且借款人需要於綠色項目貸款和投資運營相關的正式內部流程中證明資金用途與管理方式，以確保貸款資金用於綠色項目。   　　4、在信息披露方麵，借款人需要以年度報告的形式進行資金使用有關信息的披露，內容應包括被分配綠色貸款資金的「綠色項目」清單、項目簡要描述、已分配的貸款金額、預期及實際實現（若適用）的環境效益，直到綠色貸款全部提取完畢（循環貸款即指貸款到期），併在發生重大變動時主動及時更新。   （二）國際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規則要求   　　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對貸款種類、融資主體和貸款用途均無限製要求。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可以是任何類型的貸款融資，例如定期貸款、循環貸款或其他類型的信貸。在借款主體方麵，任何符合金融機構貸款基本要求的借款人，均可進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融資。在資金用途方麵，不限製用於綠色項目，可以為一般公司用途，用於公司日常生產經營周轉、償還債務等。根據SLLP，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包括五大核心要素：關鍵績效指標（KPI）的選擇、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SPT）的校驗、貸款特性、信息披露、驗證。   　　1、關鍵績效指標（KPI）的選擇，應以與借款人經營活動中所涉及的環境、社會和治理方麵（ESG）相關的目標密切相關為首要原則，根據借款人的長期表現設置指標。此外，指標設定應當可被定量計算、量化，以便進行後續驗證。   常見的關鍵績效指標（KPI）包括但不限於以下示例：   　　2、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SPT）是對關鍵績效指標（KPI）的量化評估目標，具體由借款人和金融機構協商確定，應該按照高標準、高要求設定，以激勵借款人在貸款存續期間改善其可持續發展表現，同時應明確目標達成時限，指標可按時間節點進行量化考核。   　　3、在貸款特性方麵，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財務結果與借款人是否完成SPT(s)相關，可採取獎勵措施或懲罰措施，例如借款人實現瞭預先設定的SPT，則相關貸款協議下初設的貸款利率下調，反之保持不變或升高。   　　4、在信息披露方麵，SLLP要求借款人每年向參與貸款機構披露一次SPTs相關信息，鼓勵借款人通過年度報告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等給予公開。披露的內容需包括該年度SPTs的完成情況、SPTs與主營業務的相關性情況、對貸款特性的影響。   　　5、在驗證方麵，貸款存續期內SLLP要求借款人聘請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外部機構就關鍵績效指標的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表現開展評估認證併出具驗證報告，驗證時間由借款人和貸款人協商確定，直到達到貸款的最後一個SPT觸發事件停止。   （三）國際綠色與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規則要求對比   相比於綠色貸款，可持續發展貸款可應用的行業和項目更廣，對資金的限製較少，包容性更強，對借款人的激勵性質更強烈。綠色貸款與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對比如下表所示：   三、國內綠色貸款與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與國際原則的主要差異   （一）綠色貸款差異分析 　　不同於國際範圍普遍遵循的《綠色貸款原則》，國內目前尚無統一的綠色貸款規則標準，僅由不同監管機構對其支持的綠色貸款製定相應的綠色項目範圍，包括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出台的《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2024年更新為《綠色低碳轉型產業指導目錄》）、中國人民銀行《綠色貸款專項統計製度》、原中國銀保監會《綠色融資統計製度》等，但在資金管理、信息披露方麵無具體要求。   1、國內綠色貸款的綠色類彆   　　為貫徹落實2019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有關部門出台的《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中國人民銀行於2019年發布瞭《中國人民銀行關於修訂綠色貸款專項統計製度的通知》，將綠色貸款的範圍調整與《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一致，主要包括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生態環境產業、基礎設施綠色升級、綠色服務六大一級分類，細分為30項二級分類以及211項三級分類。 2020年，原中國銀保監會在《綠色信貸統計製度》的基礎上製定瞭《綠色融資統計製度》，將綠色貸款的統計範圍增加與貿易和消費有關的綠色融資，範圍擴大到與生產、建設、經營、貿易和消費有關的綠色貸款，指標板塊除上述六大領域外新增綠色貿易融資和綠色消費融資，涉及到先進環保裝備、新能源及清潔能源設備、綠色交通裝備等綠色領域產品的貿易及綠色建築、新能源汽車的購置等。   　　隨著各類綠色產業發展及相應的政策支持，近幾年綠色貸款衍生出諸多細分產品。為推動我國海洋強國建設戰略，藍色貸款在近幾年呈現出起步態勢，諸多銀行開始涉足藍色金融領域以支持我國海洋經濟發展。藍色貸款是綠色貸款的子品種，指資金用於支持海洋保護和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項目，其認證範圍除瞭《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綠色貸款專項統計製度》和《綠色融資統計製度》外，2021年8月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組織起草的《中國藍色產業指導目錄（徵求意見稿）》為藍色項目提供瞭更為明確的分類參考，助力藍色貸款認定。此外，為支持國家“雙碳”政策部署，中國人民銀行於2021年印發《關於設立碳減排支持工具有關事宜的通知》，正式推出碳減排支持工具，用於支持金融機構為碳減排重點領域內具有顯著碳減排效應的項目提供優惠利率貸款，支持的重點領域包括清潔能源、節能環保和碳減排技術三個領域共23個細分領域，均為熱門的“碳中和”產業領域。   2、國內綠色貸款統計範疇   　　國際綠色貸款對貸款類型無具體要求，GLP中明確綠色貸款可以為各類型貸款工具和/或備用融資方式（如擔保額度、保證額度或信用證），而國內綠色貸款統計的範疇在不同監管機構之間存在差異。 中國人民銀行口徑的綠色貸款隻統計項目類融資、流動資金融資、個人經營性型貸款及票據貼現（商票、銀票）。銀保監口徑對於綠色信貸的統計範疇與銀保監《非現場監管報表1104》“各項貸款”口徑一致，即對借款人融出貨幣資金形成的資產，主要包括貸款（含個人貸款）、貿易融資（產業鏈和供應鏈融資）、票據融資、融資租賃、從非金融機構買入返售資產、透支、各項墊款、銀行承兌彙票、信用證等，以及使用自有資金投資的非金融企業綠色債券。   （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差異分析   　　隨著2020年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出後，國內各大銀行積極響應併探索推出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產品。然而截至目前，我國尚無關於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指導規則與配套機製，其評估與認定仍以亞太貸款市場協會、貸款市場協會及銀團貸款與交易協會共同發布的《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原則》作為重要規範性文件，著重參考國際上的市場實踐。   　　但我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KPI選定偏好與國際操作存在一定差異。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作為我國轉型金融的重要工具，麵向大量碳密集、高環境影響的“棕色”行業和企業，有助於推動產業結構綠色化、可持續化轉變。受“雙碳”背景下行業偏好的影響，我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借款人通常選用與清潔能源、節約能耗、汙染排放相關的環境（E）維度指標，而與國際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所選擇的KPI領域相比，我國企業鮮有直接使用溫室氣體減排作為環境維度的可持續績效。在社會（S）維度，我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借款人充分結合政策動態及區域規劃，與“鄉村振興”、“共同富裕”、“人才強國”相關的掛鉤指標凸顯出我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道路，而國際層麵與社會維度相關的產品質量、性彆平等和健康、供應鏈管理等關鍵績效指標有待在我國進行深入探索和拓展。   　　此外，國內可持續發展貸款的掛鉤條款懲罰程度相對較輕。例如，部分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採用單向利率掛鉤機製，即達成績效目標予以利率調減優惠，未達成績效目標不實施利率調升懲罰，此類單向獎勵機製在借款人未達成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的情況下對其融資成本幾乎不產生實質影響，一定程度上失去瞭促進轉型的意義。   四、國內綠色貸款與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案例分析   1、華晨東亞汽車金融有限公司綠色銀團貸款-符合多項綠色標準的綠色貸款   　　華晨東亞汽車金融公司（以下簡稱“華晨東亞汽金”）是由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成立的汽車金融公司，主營業務為汽車金融業務，為特斯拉、理想、小鵬等新勢力新能源汽車品牌等提供金融服務。華晨東亞汽金不斷同各大行合作，通過申請綠色及碳中和銀團貸款加大新能源純電動汽車類項目投放。2023年2月，永豐銀行、開泰銀行和東亞銀行籌組的綠色及碳中和銀團貸款為華晨東亞汽車金融公司放款首批總計2.35億元，資金全部用於開展新能源汽車零售貸款業務。該筆貸款結合國內與國際項目標準進行綠色貼標，資金用途貼合GLP、生態環境部等五部委發布的《關於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綠色貸款專項統計製度》、《綠色融資統計製度》、《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及《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21版）》多條目錄，推動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擴大市場影響力。   2、日照銀行推動多筆“藍色+可持續發展掛鉤”雙貼標貸款落地，助力藍色經濟可持續發展   　　2023年，日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日照銀行”）充分發揮沿海區域優勢，不斷探索海洋經濟對於金融支持和服務的需求，持續開發創新產品，落地多筆“藍色+可持續發展掛鉤”雙貼標貸款，賦能地方海洋經濟綠色高質量發展。9月26日，日照銀行為青島雲路特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發放貸款1000萬元，是全國首筆“藍色+可持續發展掛鉤”雙標簽貸款，資金專項用於山東省某海上風電項目所需變流器、變壓器等關鍵部件的生產，充分海上風力資源進行發電，有助於可持續地開發藍色海洋資源，加速沿海地區能源轉型，推動資源可持續利用；併將貸款利率與企業“萬元營收的用電量”掛鉤，引導企業通過綠色轉型降低在經營過程中的電能消耗，減少碳排放。   3、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15億元人民幣可持續發展掛鉤（ESG）中期流動資金銀團貸款-航運業首單ESG掛鉤銀團貸款   　　2023年9月，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所屬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遠海能”）與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中遠海運集團財務有限責任公司達成ESG掛鉤銀團貸款協議，標誌我國航運業首單以ESG指標掛鉤的銀團貸款，期限三年，總額15億元人民幣。中遠海能依據自身可持續發展戰略規劃，從環境（E）和社會（S）兩個維度分彆遴選出3項關鍵績效指標（KPIs），具體包含環境維度下的二氧化碳單位周轉排放量、氮氧化物單位周轉排放量、有害廢棄物單位周轉排放量；社會維度下員工受訓百分比、因工死亡比率、責任性重特大生產安全事故數量。船舶能源運輸業務開展過程中麵臨的安全風險種類較多，因此安全管理是海上運輸行業的重要議題，是航運業業務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安全生產相關的2項社會（S）維度指標也成為瞭本貸款較為主要的創新點。作為國內航運業ESG管理工作的優秀企業，進行ESG掛鉤銀團貸款融資將進一步促進中遠海能與金融企業合作，創新ESG價值實現，有針對性地完善和提高公司ESG治理工作，降低融資成本進而提升公司價值。   4、濟寧市正創礦產資源開發有限公司可持續發展掛鉤銀行貸款-山東省首筆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   　　濟寧正創礦產資源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礦區開採治理及環保加工項目的公司，圍繞礦區開採及修複的產業鏈提升礦區綠色化要求，重點推進“開發式治理和環保型加工”的業務模式，減少礦區開採的環境負麵影響。2023年1月，恒豐銀行成功為濟寧市正創礦產資源有限公司發放5億元中長期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將貸款利率與企業預設關鍵績效指標（KPI）——礦山生態修複麵積相掛鉤，將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SPT）預設為“2020-2025年累計礦山生態修複麵積不少於254畝”，大力改善礦區生態環境和區域農村基礎設施。   　　我國綠色貸款支持的項目領域基本以國內各監管機構綠色項目的類彆為主，部分外資銀行在進行綠色項目認定時通常還會參考GLP等國際標準，關注國內外綠色項目範圍之間的共同點與兼容性，以提升綠色投資行為的國際影響力。國內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借款人行業多元化特徵顯著，大部分為非綠色行業，併且不局限於企業規模，鼓勵任何有意願提升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借款人進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融資。同時，關鍵績效指標（KPI）隨實踐發展不斷豐富擴充，有利於促進企業多維度可持續發展，提升企業綜合ESG表現。   五、綠色貸款與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發展建議   　　國內市場指導規則及配套機製仍待完善。近年來，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發展形勢迅猛，而相比於國際市場，國內尚無統一的規則標準。對於綠色貸款而言，中國人民銀行和原中國銀保監會在綠色貸款統計口徑上存在一定差異，綠色貸款標準的不統一給商業銀行對相關項目進行評估和有效發放綠色貸款帶來瞭一定困難與挑戰。監督管理部門應進一步統一和明確綠色貸款標準，做好綠色貸款標準與國際通行標準的兼容工作，加強綠色貸款資金管理與信息披露要求，實現國際和國內標準、地方和行業標準的協調適用。對於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國內監管機構亟需參考國際相關指引文件，在繼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相關指引文件製定之後，製定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規範或者指引，結合我國“雙碳”目標與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發展情況研究發布我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實踐指南。對於社會維度缺少可參考的可持續性量化指標和基線這一情況，相關部門需努力開展可持續發展績效目標設立的方法學研究，不斷探索適合中國本土市場情況和相關標準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設立方法，以統一ESG衡量標準，加快推進我國可持續發展貸款的落地和應用，促進市場規範化和專業化程度。   　　加大監管支持力度，發揮本土市場積極性。我國綠色貸款仍具較大發展空間，應進一步發揮綠色貸款在引導相關主體推進綠色轉型、促進碳減排方麵的積極作用，適當擴大綠色貸款的支持範圍，加強政策支持和激勵力度，為更多具有碳減排效應的項目提供低成本資金支持，引導更多資金流向綠色低碳領域；同時，金融機構應當優化綠色貸款審批流程，將資金更多引導至推進低碳轉型、綠色發展的中小型企業，加大中小型企業積極開展綠色轉型工作的意願。此外，各金融機構應加強研讀2024年版《綠色低碳轉型產業指導目錄》，深入挖掘各綠色低碳轉型領域融資需求，推動“雙碳”目標實現。對於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擴大借款人涉及的行業將有助於實現全麵可持續發展。針對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企業，KPI可以結合政策要求、行業標準、企業特點等為其進行專門設計。持續探索適合全麵推進鄉村振興、具有普惠意義的社會績效指標，加強對企業管理和業務相關的公司治理績效指標的設計指導，激勵公司提高ESG綜合治理水平，從自身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三方機構應充分發揮自身作用，加強風險管理與貸款信息透明度。第三方評估機構應加強自身專業資質的培養與審核，對綠色貸款擬投放項目進行深入分析併對涉及的環境與社會風險進行專業化評估，加強項目環境效益的量化計算，確保綠色貸款評估結果的公正、準確。因我國綠色貸款的信息披露和溝通機製不完善，信息不對稱問題尤其突出，外部機構從中扮演瞭重要角色，專業評估報告為銀行綠色貸款發放提供瞭有效支撐。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廣泛應用於各行業，所涉及的行業專業性和技術性較強，而銀行與借款人對各個行業的技術、工藝流程、產品相關的可持續發展掛鉤目標的專業性有限，因此需要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專業評估併進行考核披露。因此更應注重第三方機構的指標設置與外部審查作用，防止借款人通過設置不恰當的SPT或通過對SPT監控、計量和披露不準確或者誇大事實而導致出現假貼標現象。在此背景下，未來仍將鼓勵借款人不斷完善信息披露機製，而第三方機構應做好自身認證審核環節，共同為貸款質量把關，強化信息披露，提升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已是大勢所趨。

李永權  中國誠信（亞太）信用評級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級顧問   中國信貸評級機構的突破   　　李永權董事於2012年協助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CCXI，總部設於北京)在香港創立一家信貸評級機構(CRA)，取名中國誠信(亞太)信用評級有限公司(CCXAP)。   　　經過近12年的努力，在2023年3月31日獲香港強製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MPFA)認可為核準的CRA，及在周三又獲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認可為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QDI計劃)下核準的CRA。CCXI透過CCXAP中國最早[走出去]，以香港為基地進入國際市場的中國CRA。   　　目前獲MPFA認可的5家CRA，包括CCXAP、Fitch、Moody's、R&I、S&P。強積金可按MPFA發出的強積金指引，採用上述任何一家或多家厘定的CRA所定出的最低信貸評級規定，作為長期債券和短期債務票據（以下統稱為債務工具）的投資。   　　獲HKMA認可的CRA與MPFA認可的5家相同。1996年之前，香港的機構投資者，例如銀行、企業，他們投資在香港發行的債務工具，所獲取的利息和利潤均需繳付香港利得稅、在1996年，香港政府推出QDI計劃，目的在吸引海外發債體到來香港發債，更好地發展香港債券市場。   QDI 計劃   　　在QDI計劃下，機構投資者持有符合資格的債務工具，可獲50%稅務寬減或稅務豁免。在2018年4月1日之後持有新發行符合資格的債務工具，利息和利潤一律獲稅務豁免。此外，在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下，債務工具取得HKMA認可的核準CRA的評級，發債體可取得發行費用資助。   全球CRA機構市場   　　發展香港債券市場可助穩定金融市場，讓企業和機構籌措資金，予投資者多種投資選擇。HKMA 前總裁任誌剛在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前，已著力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發展。他在一次演講中提出發展債務工具市場需要4個條件，包括：利率基準(Benchmark)、包銷商(Intermediary)、信貸評級(Rating)，需求(Demand)，他將這4個條件簡稱為 BIRD(小鳥)。他當時可能冇有發覺一隻小鳥不築巢，一群小鳥才需築巢繁殖後代。如果債券缺少瞭結算繫統(Settlement)，債券市場難以有效地發展起來。事實上，他在發表演說之前，HKMA 早已在1990年接納香港資本市場公會(HKCMA)的建議，建立起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繫統(CMU繫統)。所以，BIRD 應寫成眾數的BIRDS。   　　無可置疑，信貸評級是發展債券市場重要的一環。所以，中國、日本、韓國、泰國、印尼、葡萄牙、俄羅斯、阿根廷……都有自己國家的本土CRA。國際金融中心，例如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都有國際CRA進駐。雖然，發展下去，債務工具併不強製性有評級才可以發行。但是，發債體為瞭擴大投資者領域，願委托CRA評級。   　　各國本土CRA採用本土的評級量尺(local scale) 去評定本國貨幣債券的信貸狀況。CRA以該國政府債券評定為AAA最高級彆，其他受評體的信貸狀況高低，按順序評定。   　　發債體「走出去」到國際金融中心發行外幣或本國貨幣的國際債務工具，由國際CRA採用國際評級量尺(international scale)評核。在無明文規定的市場默契下，還債能力最強的國家或國際金融組織，例如：美國、世界銀行等，評定為AAA的最高級彆，其他受評體的信貸狀況，按序評定為AAA至違約級彆。一個在本土評級量尺下取得AAA評級的發債體及其債務工具，在國際評級量尺下可能隻取得BBB的評級。所以，投資者在購買債券時，必須清楚債券的信貸評級是國際的還是本土的。   　　本土評級與國際評級有差異，是否表示本土評級虛高，不值得信賴呢？不一定。本土債務工具以該國貨幣發行，政府有政策或窗口指導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債務工具違約，保障投資者。「走出去」的國際債券，則可能缺少瞭上述的特殊性。   　　香港現時有9家CRA獲證監會發出牌照，中、美各有4家，香港1家，都以國際評級量尺評核受評體(發債體、債務工具)。他們在香港市場的占有率，以曆史最悠久的Moody’s、S&P、Fitch 3家的最大，CCXAP已經追的很貼瞭。   　　歐洲地區的評級機構頗多，從歐洲證券和市場局(ESMA)取得牌照或證書的信貸評級機構共28家。這麼多的評級機構，一方麵反映歐洲債務工具市場活躍；另方麵反映歐洲各國對CRA有不同的牌照規範。   　　香港信貸評級數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債務市場發展已上升至新台階。特彆是自2012年開始，有中國CRA進駐，反映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和機構走到國際市場發債。加上在美國聯邦儲備局實施QE的時候，極低的美元利率吸引眾多內地企業和地方融資平台到來香港發行美元債。貪圖高息忘卻風險的追息投資者，在中資房企債券倒骨牌式違約下，手持中資房企美元債的投資者損失慘重。就算他們願與發債體達成債務重組協議，重組花費的時間頗長。重組後，發債體能否以合理價錢出售資產，以及發債體日後麵對的其他風險，未必能讓投資者取回應得的利息和本金。   　　故此，投資債務工具，宜買有投資級彆的；投資無評級或低評級的，便更需清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瞭。  

  閆衍  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中國誠信（亞太）信用評級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資信用評級機構的國際化道路不應局限於資本市場上的債券評級業務，更應從幫助國內市場經營主體更好認識和把握境外各類金融風險、幫助境外市場經營主體更好理解中國新發展格局的本質內涵、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出發，加快研究能力建設，豐富和創新金融服務模式。   　　近年來，我國金融高質量發展與開放穩步推進、成果豐碩，在全球影響力持續提升。信用評級是金融市場重要的基礎性製度安排，也是國際貨幣金融體繫的樞紐之一。在金融持續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我國評級行業也要緊跟開放步伐，加快“走出去”進程，提升國際話語權，為開放環境下維護我國經濟金融穩定安全、推進跨境投融資和經貿合作順利開展貢獻力量。近年來，在國家政策與監管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我國評級業國際化發展已積累瞭一定的實踐經驗，為後續探索國際業務布局打下堅實基礎。未來，立足金融高水平開放，中國評級行業需內外兼修，強化自身“硬實力”，加速國際化進程，提升國際競爭力與話語權，助力國家對外開放大局。   金融高水平開放穩步擴大， 評級行業“走出去”正當其時   　　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是建設金融強國的核心議題之一。近年來，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國金融對外開放持續推進，成績矚目，這也對信用評級的國際化發展提出瞭更高要求。尤其是在外部環境日趨複雜背景下，更需要掌握評級主動權以維護我國主權評級穩定、保障我國持續高水平對外開放。   金融高水平開放需要中資評級機構提供與之匹配的國際化信用評級服務   　　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我國金融業改革發展的重要動力，是建設金融強國的必然要求。在黨中央領導下，中國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步穩蹄疾，形成瞭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麵開放新格局。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確保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成績斐然，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力顯著提升，至今中國資本市場已成長為全球第二大資本市場。截至2023年末，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債券規模占債券市場存量的比例達2.4%左右，熊貓債累計發行規模接近8000億元。深化金融對外開放是大勢所趨，而信用評級作為金融市場重要的基礎設施也需加速“走出去”，提供與之匹配的國際化信用評級服務。一方麵，伴隨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提高，需要中資評級機構提供具有國際認可度的評級結果，為金融產品定價提供參考，避免定價權旁落引發金融市場動蕩；另一方麵，金融對外開放過程中，需要中資評級機構通過初始評級、定期跟蹤及不定期跟蹤等評級行動，及時向市場參與各方傳遞債券及主體信用資質的變化情況，幫助全球投資者正確認識境內金融市場，併為監管部門跨境風險管理提供參考。   全球金融治理結構重構需要掌握評級主動權以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主權評級作為國際信用評級體繫的核心，不僅直接影響主權國家的舉債能力，還通過“天花板效應”影響一國金融機構、企業的融資成本以及外彙市場穩定。在我國金融對外開放持續推進、全球金融治理結構重構、大國博弈加劇、外部環境日趨複雜背景下，掌握評級主動權對維護本國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意義重大。2023年12月、2024年4月，穆迪和惠譽相繼下調我國主權評級展望，對市場信心造成瞭一定影響，但從中國經濟實際表現看，境外評級機構明顯低估瞭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和財政可持續性，未能完全客觀、科學地評價我國主權信用，或對中資企業國際融資與國家金融安全造成負麵影響。盡管從曆史表現看，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下調中國主權評級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非常有限，但歐債危機、俄烏衝突等國際經驗表明，經濟下行周期經曆主權評級頻繁下調，極易引發債務危機，或對受評國金融市場穩定與金融安全造成衝擊。因此，我們需要中資評級機構積極發出“中國聲音”，引導國際資本市場正確、全麵、客觀看待中國經濟。開放背景下，我國評級行業需持續推進國際化，輸出更符合本國利益的評級觀點，從而掌握評級主動權，擺脫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等西方國家評級機構在金融領域對我國的掣肘，更好維護本國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   國家層麵和監管部門高度重視評級行業國際化發展   　　近年來，國家層麵和監管部門高度重視評級行業國際化發展，多次在重要國際會議及文件中鼓勵境內評級機構拓寬國際業務。2022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上提出，“要拓展金磚國家跨境支付、信用評級合作，提升貿易、投融資便利化水平”，有助於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建立信用評級合作，輸出更符合新興市場國家利益的觀點；同月，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印發《全麵推動北京徵信體繫高質量發展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行動方案》，鼓勵發行人在中資美元債備案環節至少選聘一家本土評級機構，逐步提高本土評級機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話語權。在監管部門指導下，依托信用評級機構作為資本市場基礎設施的獨特優勢，中資評級機構積極開展國際化業務實踐，成績顯著，為進一步國際化發展奠定瞭堅實基礎。2012年以來，主流中資評級機構相繼在香港設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作為麵向國際市場的窗口，在全球資本市場積極發聲。2023年3月31日，中誠信亞太獲香港強製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認可為其核準的首家中資信貸評級機構，開展相關業務，中資評級機構的國際債券評級應用場景進一步擴大，對中資評級機構“走出去”意義深遠。同時，中資評級機構積極完善全球評級序列，開展主權評級業務，推動重塑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2023年5月25日，中誠信國際將美國的主權信用級彆由AAAg下調至AA+g，併繼續列入可能降級的觀察名單，在國際金融市場產生巨大影響，凸顯中資評級機構主權評級國際影響力。此外，中資評級機構還通過發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用風險報告，與俄羅斯、巴基斯坦等國建立國際化信用評級聯盟等，廣泛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提高我國金融機構在全球資本市場影響力。   評級行業國際化發展 與金融對外開放相輔相成   　　在開放發展大趨勢下，評級行業的國際化發展與金融對外開放相輔相成。金融對外開放的不斷推進為中資評級機構拓展國際評級市場創造機遇，評級行業“走出去”也有助於進一步推動金融邁向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金融對外開放加速推進為評級行業國際化發展提供機遇   　　曆經三十餘年，伴隨我國資本市場的跨越式發展，我國評級行業快速成長，目前中資評級機構共15家，委托受評債券發行人累計超過8000家，且部分主流評級機構已開展國際業務探索，具備一定的國際評級經驗。伴隨我國金融市場國際化水平顯著提升，人民幣資產在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大量境外投融資機構進入國內資本市場的同時，越來越多中資企業赴境外融資，都為中資評級機構國際化發展創造廣闊的市場空間。其一，資本市場合作與互聯互通的持續深化、鼓勵境內企業積極利用外資，以及熊貓債市場的發展，有助於擴大評級市場需求。如2024年3月，為支持優質企業高效便利地利用外債，國家發改委發布《關於支持優質企業借用中長期外債，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通知（徵求意見稿）》，就將國際信用評級為投資級（BBB-及以上）或國內信用評級AAA作為界定優質企業的標準之一。其二，伴隨國際投融資合作的廣泛開展，風險評估及管理需求日益增多，有助於帶動評級服務需求上漲與中資評級機構評級觀點輸出。未來，評級行業“走出去”將伴隨我國金融高水平開放進程穩步推進。   評級行業國際化有益於提升評級國際話語權，更好參與全球治理   　　信用評級是當前國際貿易與金融規則中衡量信用風險的重要指標，提升我國評級國際話語權有助於更深層次參與國際規則磋商與製定、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協調等實務，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發揮與我國經濟實力相當的影響力。同時，信用評級也是金融市場最常用的定價參考，而金融產品定價權是衡量一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話語權的重要指標。一直以來，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在海外資本市場占據優勢地位，掌握著海外資本市場的定價權，且由於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海外資本市場給予中國企業的信用級彆普遍偏低，中資企業常常承擔著相對較高的融資成本。在金融對外開放持續推進背景下，中資評級機構評級結果的國際影響力和認可度提升，有助於中資企業在境外融資中獲得公平定價，提高融資效率，更充分利用國際金融資源。此外，提高評級話語權和影響力也有助於避免國際評級機構評級調整對我國資本市場跨境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彙率波動產生衝擊，助力實現穩中求進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   評級業國際化有助於提高跨境投融資效率，推動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   　　資本市場相關主體的決策和行為需建立在信息之上。目前我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已取得累累碩果，但跨境信息流通不暢在一定程度上製約著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步伐。而評級行業 “走出去”則有助於打破跨境信用信息流通壁壘，推動資本市場邁向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一方麵，中資評級機構更瞭解中國國情與風險特徵，能夠更為準確地揭示中資企業的信用狀況，有助於境外投資人更好瞭解境內市場主體，促進境內發行人境外融資獲得公平定價，提高國內企業國際資源利用能力。與此同時，中資評級機構更多向境外投資者傳遞觀點，能夠幫助全球投資者正確認識境內資本市場。另一方麵，評級機構通過拓展境外評級業務，積極與境外企業、投資人及評級機構交流，強化對境外信用風險的理解分析，能夠為境內投資人瞭解境外市場風險與主體信用特徵提供更多渠道，有助於境內投資機構提高境外資產配置能力。   監管引導與機構內外兼修， 持續提升我國評級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   　　立足金融高水平開放目標，我國信用評級行業仍需加速國際化發展步伐，這一方麵需要評級機構自身不斷增強“硬實力”，積極布局國際化發展路徑，提升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麵也需要監管部門規範引導，加速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資信用評級機構。   將提升我國評級機構國際話語權上升為國家戰略，培育具有影響力的中資評級機構   　　信用評級可能影響一國乃至全球金融市場的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為此應從國家層麵提高對信用評級的重視，將提升中國評級機構的國際話語權上升到國家戰略，從而在金融市場更加深度開放的未來掌握維護國內金融穩定的有力武器。同時，通過政策支持引導，著力培育具有影響力的中資評級機構，提升國際話語權。一是加速培育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龍頭評級機構，努力積累我國評級機構的良好信譽。可依托國內大市場，培育有效市場需求，鼓勵信用評級機構做大做強。同時，加強信用評級行業監督管理，併在此基礎上鼓勵行業內部整合，加速培育具有行業主導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龍頭評級機構，增強中國評級行業公信力。二是適應國際市場需要，推動有競爭力的評級機構更多參與國際業務，提升國際話語權。可進一步在國際市場上積極推廣中資評級機構的評級服務，推動中資評級機構“走出去”。建議中國政府或者政府支持機構，如發改委、財政部、國有企業、政策性銀行、中國鐵路總公司等在境外市場融資主動使用國內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支持本土機構的市場數據積累，擴大中國評級機構的國際知名度。   緊跟國家戰略，加速評級行業國際化發展   　　評級行業“走出去”可依托對外開放國家戰略，探索國際化發展的可行路徑。在我國評級行業“走出去”的發展初期階段，中資評級機構可通過深耕香港離岸債券市場，積累國際評級經驗與資源，打開國際金融市場知名度，逐步提升評級結果影響力，為後續更廣泛布局國際業務奠定基礎。依托於不斷深化的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持續擴大的“一帶一路”倡議“朋友圈”，以及日益健全的金磚國家合作機製，綜合考慮展業難度與合作基礎，未來評級行業或可按照“東盟國家—‘一帶一路’國家—金磚國家—歐美國家”的路徑，分步拓展國際業務布局，最終實現全球業務布局。在這一過程中，可不斷創新評級機構國際合作模式。一是優先推動具有豐富評級經驗且具有一定市場影響力的中資評級機構開展雙邊/多邊合作，推動中資評級機構“走出去”。二是在政府和監管推動下加強雙邊/多邊評級互認，逐步培育中資評級機構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三是探索建立信用評級聯盟，加強聯盟國家評級方法和體繫的交流，推動建立區域信用評級體繫，依托國際合作提升中資評級機構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   建立區彆於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評級體繫，維護我國評級主動權   　　考慮到主權評級穩定對維護金融經濟穩定的重要意義，中資評級機構建立起能夠代表中國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的評級體繫至關重要。中資信用評級機構可以在已有的主權評級實踐經驗基礎上，充分結合不同國家的製度和國情，建立符合新的全球金融市場發展和治理體繫的主權評級體繫，提高獨立性和公信力，加強風險預警能力。同時推動擴大中資評級機構主權評級範圍，進一步提高主權評級結果的認可度和影響力。除主權評級外，中國信用評級機構還可持續完善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全球評級序列標準，提供國際視角下的主體信用評級，覆蓋更多行業、券種、幣種，助力合作國家資金融通與我國重大戰略目標實現。   提高評級機構自身“硬實力”，提升我國評級機構的國際競爭力   　　決定評級行業國際化發展前景的最重要因素仍是評級服務質量。未來，評級機構需持續加強自身能力建設，提升服務國內外投資者的能力。一方麵，評級機構需把握政策窗口期，著力變革評級理念，優化評級方法、技術與體繫，逐步拉開評級結果區分度，更好發揮信用評級風險揭示和預警功能。此外，評級機構還可加大技術投入，以數字化科技為手段，將金融科技融入信用風險評估與評級預警，提升評級預警能力。另一方麵，中資信用評級機構也應加大力度，推動業務多元化創新及轉型發展，更好服務境內外投資者多元化風險評估需求。中資信用評級機構的國際化道路不應局限於資本市場上的債券評級業務，更應從幫助國內市場經營主體更好認識和把握境外各類金融風險、幫助境外市場經營主體更好理解中國新發展格局的本質內涵、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出發，加快研究能力建設，豐富和創新金融服務模式，逐步形成業務的多元架構，更好發揮信用在金融風險識彆、監測、分析、管理、處置等環節的基礎作用，滿足境內外投資者多元化綜合風險管理服務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