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见解

　　2024年5月，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EFRAG）发布了《重要性评估实施指南》《价值链实施指南》《ESRS数据点清单》3份文件。EFRAG旨在以发布实施指南等方式支持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实施ESRS，帮助企业关注与其相关的标准内容，并通过常见问题说明报告要求。其中，《价值链实施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界定了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价值链的边界范围，说明了价值链在重要性评估到政策、行动和目标方面的参与情况，概述了ESRS各维度对价值链影响的披露要求。   一、价值链的定义 　　在《指南》中，价值链定义为由公司经营活动及其经营外部环境相关的各种活动、资源和关系构成。其中，活动、资源和关系是指：公司自身运营中涉及的人员，即人力资本；供应、营销和分销渠道，材料和服务采购，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和交付；公司运营的融资、地理、地缘政治和监管环境等。   　　此外，《指南》将业务关系定义为公司与业务伙伴、价值链中的实体以及与其业务运营、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实体之间的关系。业务关系不仅限于合同关系，还包括公司价值链中第一层外的间接业务关系以及参股公司等。公司对投资公司是否存在影响、风险和机遇，不受持股比例和控制能力影响；但公司的持股比例影响对参股公司的资料获取能力。   　　下列决策图总结了ESRS E1《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ESRS E2《污染物》需要关注的内容，并且这样的方法也适用于ESRS E4《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对重要场地的信息披露。     图 价值链环境维度信息披露决策图   二、价值链的重要性影响 　　价值链的重要性影响是指由公司运营、产品或服务引起或促成的影响，与公司的运营、产品和服务无关的价值链参与者不在实质性影响的考虑范围内。实质性影响不受邻近关系或合同关系的限制，而是由价值链中各阶段的流程产生，主要与业务活动相关。除自身上下游价值链产生的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以外，公司应根据自身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实体信息，进一步反应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情况。   三、重要性评估：获取价值链的重要性影响、风险和机遇 　　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量重要性评估结果及其需要披露的内容，设计合理的评估流程。考虑到没有一种流程适合所有公司的经济活动、地点、业务关系或价值链，ESRS未对公司规定如何进行重要性评估，也未规定应如何设计流程，但提供了公司在设计重要性评估流程时要考虑的几个方面：   1.评估公司在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 　　公司需要区分直接或间接存在的业务关系，以判断对价值链产生影响的类型。公司直接业务关系可能产生价值链影响，例如，公司的采购和付款政策和做法可能违反劳工标准，甚至可能从存在劳工权利侵犯案件的供应商处采购。间接业务关系同样可以产生价值链影响，若公司采购具有负面信息的供应商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时，可能会间接导致系统性重大影响。   2.重要性评估： 步骤A 了解公司运营的环境 （a）公司需要了解其价值链涉及的业务参与者、规模、活动行业或性质、地理位置和流程；（b）公司的战略影响其商业模式，商业模式作用于自身经营及其上下游价值链的各个方面。公司需要了解其战略和业务模式如何与影响、风险和机遇相联系；（c）公司可以通过追踪其价值链活动的参与者，确定价值链的哪些部分处于高风险区域。特别地，如果公司没有关于其价值链地理位置的可靠信息，可以评估它使用或生产的材料、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全球价值链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   步骤B 识别实际和潜在的影响、风险和机遇；步骤C 评估和确定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 　　识别和评估价值链的影响对公司来说具有挑战性，公司应从价值链参与者处收集可靠数据，如果在做出合理努力后仍无法收集到可靠数据，可以酌情采用二手数据，二手数据包括公开的报告和研究，来自地方或国家官方机构的数据、报纸文章、数据库等，公司可以借助二手数据估计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   环境维度重要性评估： 　　公司对环境维度进行重要性评估时，可以引入“生命周期”概念进行产品生命周期评估。   《价值链实施指南》提供了以下两种可行路径： 　　（a）公司可以考虑使用环境足迹方法来衡量和沟通产品的生命周期环境绩效；（b）公司可以依靠主要、次要或模拟数据收集或其他相关方法来评估重大影响、依赖关系、风险和机遇。   四、披露重要性评估过程中涉及的价值链信息 　　从披露角度来看，公司需要披露重要性评估过程和重要性评估结果。《指南》还要求公司披露上下游价值链覆盖的程度和范围情况，作为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基础。   1.披露市场地位、战略、商业模式和价值链间的联系 　　为了帮助公司了解价值链中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可能出现的环节，公司应对价值链进行如下描述：   　　(a)公司上下游价值链的主要特征；（b）公司在价值链中的位置；（c）主要业务参与者与公司的关系说明，包括供应商、分销商、消费者和最终客户。在考虑影响和财务重要性的情况下，通过判断关键参与者来反映公司价值链的具体情况。   　　公司应尽可能利用可持续性尽职调查流程评估价值链的影响，并通过将材料来源地与社会和环境风险数据库交叉引用，来确定潜在的“关键点”。   2.披露重要性评估中对于价值链的考虑事项 　　公司应描述包含价值链的重要性评估流程，以及尽职调查提供的信息情况，概述公司通过自身运营或业务关系识别、评估、排序和监测可能产生财务影响的风险和机遇的过程。披露可以采用以下结构：   　　（a）在重要性评估中考虑的价值链关系类型；（b）公司使用的方法；（c）识别的可持续议题。   　　对于重大影响，公司应重点关注可能产生或潜在影响的区域，反映负面影响已经严重或可能严重的区域；对于风险和机遇，重要性评估流程应考虑价值链中能够产生风险和机遇的其他因素，包括对自然和社会资源的依赖。   　　在重要性评估过程中，公司首先应针对不同的业务关系类型和价值链环节，确定可持续重要议题；其次识别受到不利影响风险较高的领域，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情况以及受影响的严重程度，对可持续重要议题进行排序。   3.披露重要性评估方法及其假设 　　公司应在考虑价值链的前提下，提供重要性评估所采用的方法和假设的信息，包括确定重要性的阈值，并就价值链描述重要性评估程序的局限性。   4.披露重要性评估的结果 公司提供有关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或政策、行动或目标的信息时，应重点披露以下内容： （a）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集中在公司的业务模式、自身运营以及上下游价值链的哪些方面； （b）描述公司涉及活动或业务关系的情况，判断其活动或业务关系是否涉及重大影响； （c）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对其商业模式、价值链、战略和决策的当前影响和预期影响，公司预计如何应对这些影响，以及为应对影响所做的改变； （d）当确定了对价值链影响具有战略性、重要性的关键点时，《指南》要求披露公司管理层或治理机构对其影响的讨论情况； （e）披露的信息结果应与在重要性评估中考虑价值链的信息相一致； （f）披露的信息应能够使人们了解公司对自身和外部环境产生的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以及对公司未来的潜在影响情况。   　　同时，定量信息能够作为定性信息的有益补充，公司披露定量信息可以帮助利益相关方了解影响的严重性，并跟踪后续管理行动的有效性。   五、披露包含价值链信息的政策、行动或目标 　　价值链参与者对政策、行动或目标的制定产生影响时，公司应该披露与价值链参与者相关的信息。例如：   　　(a)价值链参与者制定的预防和控制污染的政策；(b)公司针对价值链参与者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及培训；(c)公司与污染有关的行动和资源投入以及减少供应商产生污染的目标；(d)公司与价值链参与者签订的合同中关于尊重基本人权的条款；(e)公司对高风险供应商进行的审计；(f)公司对新供应商的选择标准，如存在有效的申诉机制或保护人权自由的措施；(g)供应商自身制定可持续材料使用的目标。   　　为遵守规定，公司可以披露其暂未制定可持续性事项相关目标、政策和行动的理由，同时可以报告预计制定这些政策和采取行动的时间。   　　此外，ESRS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中存在针对公司价值链信息披露的具体要求：   　　(a)在公司战略和商业模式中，需针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设置过渡计划和目标；(b)披露识别和评估重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相关影响、风险、依赖性和机遇的过程，以及制定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相关的目标。   六、披露包含价值链信息的指标 　　公司不仅需要披露涵盖自营业务的指标，还需要衡量确定是否披露价值链相关指标。ESRS中列出需要披露价值链相关信息的以下指标：   　　(a)温室气体排放范围1、2、3和总温室气体排放量；(b)通过购买碳信用额度为温室气体清除(GHG removal)和温室气体减排(GHG mitigation)项目提供的支持;(c)公司在披露产品和服务生产中使用的材料情况时，一般仅与自身运营相关，但同样需要确定是否在实体特定的基础上提供额外的价值链信息；(d）公司应对上游价值链的资源使用情况进行描述，虽未明确具体的价值链信息指标，但上游价值链产生的影响涵盖在公司采购信息范围内。   　　注：如果公司已确定对土地利用存在重大影响，或对其周围生态系统的范围和状况存在重大影响，也可根据生命周期评估披露其土地利用情况。   　　《指南》在社会维度额外进行了特殊说明：员工、消费者和最终用户均被包含在价值链范围内；同时，社区影响不仅包含公司造成的社会影响，同样包含价值链参与者造成的影响。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评估的结果，判断是否需要从自身视角提供额外的价值链信息指标或将价值链数据整合到其指标中，以便利益相关方了解公司行为的影响或跟踪公司举措的有效性。例如：   　　(a)当公司在对环境有较大依赖和影响的上游价值链活动时,报告指标应该包括供应商的影响数据；(b)高风险行业价值链中受社会保障计划覆盖的工人比例；(c)健康与安全事故较上期数据减少的百分比情况。   七、总结 　　《价值链实施指南》对理解CSRD、ESRS框架具有重要意义，为企业提供了一整套系统化的方法来理解和报告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可持续性表现。《价值链实施指南》的发布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连贯性，还能够引导企业更好地管理其在价值链上的可持续发展因素；企业可以借此更加全面地了解其运营及上下游价值链对ESG因素的影响，制定更加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从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2024年5月31日，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EFRAG）发布了辅助《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应用的首批实施指南，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要求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提供指导。   　　本文旨在通过对首批实施指南中第一项《重要性评估实施指南》（Materiality Assessment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MAIG）的深入解读，增进企业对双重重要性概念、重要性评估流程应用的理解，进而提升对可持续议题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   双重重要性的含义和说明   01双重重要性的含义 　　双重重要性（英文Double Materiality，又译为双重实质性）包括影响重要性（Impact Materiality）和财务重要性（Financial Materiality）。   　　影响重要性是指可持续议题在短期/中期/长期对人和环境造成实际或潜在、正面或负面的重大影响，涵盖企业自身运营、企业上下游价值链（通过产品与服务或商业关系产生的）环节；   　　财务重要性是指可持续议题带来的风险、机遇实际或预期对企业造成财务重大影响，包括在短期/中期/长期对企业发展、财务状况、财务表现、现金流、融资获得性、资本成本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02双重重要性的发展 　　双重重要性的概念最早由欧盟于2017年在《非财务报告指南：对气候相关信息报告的补充》（Guidelines on non-financial reporting: Supplement on reporting climate-related information）中提出，要求企业披露对财务表现影响的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以及企业生产运营对人与环境影响的信息。ESRS沿用了此指南双重重要性的原则，对重要的ESG议题提出更为详尽且标准化的信息披露要求。此外，ESRS还要求企业对其披露的ESG信息进行验证，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重要性评估实施指南》作为ESRS的应用指引，更细致地阐释了双重重要性的操作方法和实践案例，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ESRS关于双重重要性的内涵。而经评估确认具有双重重要性的ESG议题，企业需进一步披露该议题带来的影响、风险及机遇（impact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即IROs，以下简称“IROs”），这也是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sustainability statement）的关键内容。   03对于“重要性”的说明 　　影响重要性与财务重要性是紧密相关、彼此依赖的。企业的战略变化、投资和企业对人、环境影响的管理决策，均可能产生风险或机遇。重要的风险和机遇往往源于企业对外部造成的影响和对自然、人力资源等的依赖（例如，律师事务所可能因当地同业机构在同等情况下提供更高薪资而流失员工，造成事务所收入减少），而大部分重要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重要的风险或机遇（例如，石油天然气公司可能因未与当地居民在土地采掘使用、居民搬迁上达成一致，造成当地居民发起抗议活动、制止采掘生产，进而形成交货延迟或采掘工程废弃的实际经济损失）。   　　此外，若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漏报、错报或瞒报风险或机遇信息，且影响到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行为，那么这些风险、机遇将被视为具有财务重要性。具有财务重要性的风险或机遇，其来源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母子公司，而是扩展至整个上下游价值链的相关企业，包括供应商、客户及合作伙伴等。   图1  重要的风险、机遇来源   　　财务重要性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往往超越了企业单一财务报告周期及管理层说明所界定的时间范畴。企业在评估某项ESG主题的财务重要性时，应考虑其在较长时期内对收入、成本等财务效应可能产生的累积性变化，同样的，与这些主题相关的风险或机遇的发生概率，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累积性变化。企业对财务重要性评估不应受限于传统的财务核算指标范畴，而应拓展关注与依赖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相关的财务影响，这些财务影响往往在现行的会计确认（accounting recognition）标准中尚未得到全面体现。企业主动考量此类财务影响，有利于更全面地评估财务重要性。   重要性评估流程 　　《重要性评估实施指南》为企业的重要性评估流程（materiality assessment）提供了基本步骤参考（见图2），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弥补由于企业所处行业、国家地域、企业组织架构、经营业务、上下游价值链的差别，企业应建立符合自身特质的重要性评估标准、重要性比较阈值。   图2  重要性评估流程示例   重要性评估流程共计包含四个步骤：   步骤A：了解企业的背景信息及主要的利益相关方 　　企业背景信息包括企业经济活动、产品/服务、业务开展的地理位置。通过分析企业的业务规划、战略、财务报表和其他向投资者提供的信息，以及上下游价值链、业务关系的类型及属性都能够帮助企业了解IROs；而了解企业特有的IROs则可以通过分析与企业相关的法规、监管背景，以及公开信息的来源如媒体、同业企业分析、现行行业基准、科研报告等来获取。   　　企业主要利益相关方是指受企业业务开展、上下游价值链影响的主体。通过分析现有的利益方沟通机制（如对话、投资者关系、业务管理、销售和采购工作）来了解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情况和诉求，并结合企业的业务活动/关系、产品或服务对应梳理出利益相关方（在步骤B后可能需要再修正步骤A中利益相关方的对应关系）。   步骤B：识别与ESG因素相关当前/可能发生的IROs   图3  ESRS 1 附录A AR 16清单   　　ESRS 1 附录A AR 16清单明确划分了ESG主题的三级分类（Topic/Sub-topic/Sub-sub-topics），企业可参考该清单梳理ESG因素，确保没有遗漏，同时还应考虑除附录清单之外企业特有的ESG因素。目前，欧盟暂未发布行业ESRS标准，因此行业特有ESG因素可以按照企业特有ESG因素进行披露。企业可以借助其他披露框架、标准识别自身特有的ESG因素，如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S2号——气候相关披露》行业实施指南、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行业标准》等。此外，企业还可以参考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EFRAG）发布的《ESRS数据点清单》更加细致地识别ESG因素和重要IROs，尽管该清单发布的目的是为可持续发展报告数字化管理提供数据结构支持，而非用于企业ESG信息收集与核对。   实施指南建议的识别方法   方法一：企业可先根据ESRS 1 附录A AR 16清单梳理、识别潜在的ESG因素，再按照内部流程（如尽职调查、风险管理、投诉机制）或外部流程（如利益相关方沟通、步骤A提及的方式）补充企业特有ESG因素予以完善，最终形成企业ESG因素清单。   方法二：企业可按照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报告流程、自身内部流程（如尽职调查、风险管理）先直接建立与自身业务模式、上下游价值链相关的IROs清单，再对照ESRS 1 附录A AR 16清单的三级ESG主题检查整合，以免遗漏，最终形成企业ESG因素清单。此外，建议企业参考《ESRS数据点清单》辅助识别ESG因素，特别是首次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企业。   步骤C：评估、确定与ESG因素相关的重要IROs   重要性评估过程首先从企业对人、环境造成的影响入手，评估这些影响是否给企业带来风险或机遇，再评估由于企业的资源依赖导致的风险、机遇（如企业开展业务要依赖人员、自然资源但企业未对其造成影响）。   　　企业开展评估时需要考虑影响重要性与财务重要性之间的关联性，开展恰当、合理的评估过程，如影响重要性评估、财务重要性评估是否应分为两个独立的过程，原则上建议将两个过程融合，避免遗漏重要IROs，ESRS ESG主题标准（即ESRS 1 附录A AR 16清单）能为企业提供识别ESG因素的方向和角度（见图4）。   图4  双重重要性评估   实施指南建议的评估方法   1)评估影响重要性 　　企业ESG因素产生的影响分为正面/负面、当前已经发生/可能发生，依照影响的类别具体确定适用于该企业的“重要性”判断值（见图5）。若某种影响的严重程度已有公认的科学依据，企业无需再深入分析即可判定该影响为“重要”。与受到主要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沟通可以帮助企业理解影响的传导路径、评估影响的严重程度和发生可能性。企业与职能部门、员工的内部沟通，和与报告使用者、相关专家的沟通都有助于评估、验证、确保重要性评估结果的完整性。《重要性评估实施指南》提供了决定影响重要性的判断过程示意图，供企业参考（见图5）。   图5   评估影响重要性   图6  判断影响是否重要   　　负面影响的严重程度需要对等级、范围、是否可补救三个要素进行判定，等级指影响的严重程度，如对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侵害程度，对教育自由、谋生自由等的侵害程度；范围指影响的区域，如受到影响的人数、环境损害的程度；影响是否可补救，如受影响的人群是否可通过归还或赔偿的方式重获权利，或修复环境能力是否受限、不能复原至影响发生前。任一要素都可能致使影响变为严重，并且三个要素相互作用，是否可补救会由于影响的等级升高而增加严重性，反之，影响的等级升高或范围扩大会导致难以补救。企业可沿用尽职调查程序或风险管理程序来获取重要性阈值，对负面影响的严重程度、风险优先顺序进行分析，判断哪些影响为重要的。企业应优先考虑那些能得出更为客观结论的支持性证据，以这些证据为基础设置重要性阈值。   2)评估财务重要性 　　重要的机遇、风险通常由影响、依赖性和其他因素（如气候风险暴露、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法规变化）产生。评估机遇、风险是否重要需要借助合理的定量或定性阈值（如财务状况、财务表现、现金流、融资获得性、资本成本等财务影响）。ESRS全文在阐释报告披露要求时，将风险和机遇视为一个整体组合进行讨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ESG因素只触发风险或机遇的单一方面，而非必然同时引发两者。   图7  评估财务重要性   　　企业在评估ESG因素带来的机遇、风险时，需考虑产生机遇和风险的可能性、在短期/中期/长期可能带来的财务影响。企业需要建立可能性、财务影响以及财务影响性质的客观阈值，然后将步骤B中识别到可能的重要机遇和风险逐一判断；还需评估步骤B中识别到的ESG因素影响是否产生了重要的财务影响；若企业内已建立的风险管理涵盖了可持续发展风险，可以进一步评估机遇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财务影响。与企业内职能部门、企业投资者、其他金融合作方（如银行）沟通有助于评估、验证、确保重要性评估结果的完整性。   　　企业可以设置金额限额绝对值或者相对值（如财务报告中某项指标收入、成本、总资产或净资产的变动百分数），近似于准备财务报告时用于评估某项指标的重要阈值。如果某个ESG因素具有财务重要性但造成的财务影响无法在报告出具时准确衡量，企业可更多地参考定性、发生可能性大小的因素决定重要性阈值。此外，按定性方式评估重要性阈值还包括以下情况：企业因从事多个行业或特有的业务模式，可能存在投资人关注的名誉风险，虽然无法量化对现金流的财务影响，但名誉风险会使融资成本、融资方式产生变化，这也会被认定为具有财务重要性。   3)整合评估结果 　　企业将步骤A至步骤C中评估流程结果整合，形成重要IROs清单，为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做基础准备。对重要的三级（主题－分主题－副主题）ESG议题进行分析，确保均转化为IROs形式。企业基于适当的重要性阈值和方法评估出的单个影响、风险、机遇，需要按照报告披露的有关要求进行适当整合，并与企业管理层确认整合后的结果，旨在完整地体现企业的重要IROs。   步骤D：按照ESRS要求，披露重要IROs评估过程、结果等信息   　　ESRS 2为欧盟CSRD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披露要求（Disclosure Requirement），分为以下四个部分：报告编制依据，治理，战略，及影响、风险与机遇的管理（见图8）。   图8  ESRS 2 内容   　　其中，涉及双重重要性的披露要求有3条（图8加粗部分），分别为披露重要IROs的识别过程、评估过程（IRO-1），重要IROs与企业战略、商业模式的关联（SBM-3），确定披露重要IROs的说明包括选取的标准、重要性评估阈值（IRO-2）。ESRS要求企业披露使用的重要性评估方法、采取的假设、评估流程的关注点和原始信息，以及定量/定性阈值、参考标准等的判断方法。ESRS 1 附录D 提供了ESRS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而附录F提供了具体案例供企业理解如何进行披露（见图9）。   图9  ESRS 1 附录F   《实施指南》其他要点 　　《重要性评估实施指南》在阐述欧盟ESRS对重要性如何定义、重要性评估过程如何开展、如何借助其他标准及框架之外，还解答了企业可能会提出的常见问题。此外，EFRAG网站设立了专门的ESRS问答平台，帮助收集和回答利益相关方提出的、但尚未回答的技术问题，在7月25日EFRAG网站公布了最新版技术问题解释，目前已累计93项解释说明。《实施指南》常见问题提出的其他要点整理如下：   01影响重要性要点 　　【关联活动、业务关系造成的影响】企业关联活动对利益相关方造成影响，“关联活动”包括多种形式，由企业的运营、产品/服务造成的影响，完全应该由企业负责，如缺少安全措施的员工在危险环境中作业；由企业参与而造成的影响，企业单一的行动、不再参与不能减少影响，如多个工厂排放污染当地空气环境，但单一工厂有害气体排放均低于有害限值；由企业业务关系造成的影响，业务关系不仅限于合同关系、合作伙伴，还包括一级供应商及之外的整个上下游价值链，如供应商将纺织品的刺绣工艺外包给童工。因企业业务关系导致的负面影响不一定“不重要”，而是取决于影响的严重程度。   　　【影响不能正负抵消】①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不可抵消，需要单独进行评估，由于影响的性质、种类不同不可整合；②影响对应的时间范围不同（如同一种类性质情况下，当期的实际负面影响不可与未来几年的正面影响抵消），自身运营的影响与上下游价值链的影响不可抵消；③补偿/相抵（compensation/offsetting）与抵消（netting）是不同概念，但补偿/相抵不纳入影响重要性评估之中。在主题性ESRS中补偿/相抵的有一些特定要求，可参考《ESRS E1 气候变化》《ESRS E4 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特定要求对重要议题的碳信用（carbon credits）、生物多样性信用（biodiversity credits）开展披露。   02财务重要性要点 　　【财务重要性与财务报告重要性的异同比较】财务报告的重要性信息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财务重要性信息不同，但信息披露的目标相同。向企业提供或未来可能提供资源的决策者决定了信息是否具有财务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财务重要性范围是将企业财务报告的“重要性信息”范围进一步扩大。《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和《财务报告标准》对于“重要性”概念并无差别，但标准中“重要性”信息的定义是不同的，而且财务重要性的阈值可以参考借鉴财务报告中资产、收入等会计要素的确认标准。   图10   财务报告与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比较   　　【财务重要性更具有先行性】财务报告中还未认定为重要的风险、机遇可能会评估为重要展示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这是因为资源/机遇与风险的确认时间上要早于财务中对资产与负债的确认。   　　【风险信息】潜在的未来事件可能会导致在当期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预计会发生的风险、机遇信息，但财务报告基本只记录在过去时间段内已发生的风险。因此，展望信息（如预期带来的财务影响）可能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作为重要信息进行披露。   　　【财务重要性与财务报告中财务影响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财务重要性（财务影响）不局限于财务报告所披露的内容，按照《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附件2中对财务影响的定义，分为短期财务影响（已具体明确并在财务报告中确认）和预计财务影响（不符合确认标准、未计入当期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某些ESG因素有关的财务影响已超过了财务报告及财务报表附注中要求确认和衡量的信息。   03其他要点 　　【重要性评估的延续性】《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要求企业每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可在判定未发生重大组织及运营架构的情况、外部因素未发生变化（外部因素变化指产生新的、修正旧的IROs或影响了某些披露的信息）情况下沿用之前的重要性评估结论。重大变化包括兼并收购、业务/行业改变、供应链重大改变、建立重大新的业务关系、开启/关闭业务线或业务领域、严重程度的定义改变等。   　　【集团公司的重要性评估及信息整合】①如果集团（母公司）作为披露方，可采取两种方式或两种方式结合进行重要性评估流程，从上到下（在集团层面进行评估，与子公司沟通获取有用信息）和从下到上（在子公司层面进行评估，在集团层面集合评估结果），在跨行业/业务的基础上合理设置IROs的重要性阈值以确保使用的方法具有一致性。②如果集团（母公司）作为披露方，可以在保证重要IROs内容不发生混淆的前提下根据相关事实、情况适当整合信息。企业对所有IROs应单独使用整合标准，真实、公允、准确地反映重要信息，如不同业务地区/资产的重要IROs与该业务地区/资产具有强相关性，企业不应按照更高一级的整合维度如国家进行整合，防止企业隐瞒重要性信息或误导报告使用者对重要程度的判断。   　　【重要IROs的应用顺序】企业如果识别到大量的IROs，可以从公司管理角度优先排序进行处理，从报告披露角度企业需要披露所有的重要IROs，特别是企业还未健全制度、目标、行动计划处理这些IROs。   　　【资料留存及后续应用】《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强制要求企业开展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企业应保留IROs的重要性评估过程信息，便于鉴证机构和企业内部管理查询及使用。   ESG信息披露相关标准对比 　　从ESG信息披露有关标准、准则来看，当前双重重要性原则已在欧盟地区及我国（含香港）得到明确采纳。相比之下，美国尚未出台官方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其交易所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方面更鼓励企业评估的灵活性，允许企业自愿披露其认为的重要的ESG信息；而美国证监会SEC出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定位一直强调从财务角度披露投资者关注的“重要”信息，仅涉及了少量的ESG内容，例如在2024年3月发布的《加强和规范面向投资者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规则》中明确了上市公司应在气候变化议题方面披露的内容，此举具有里程碑意义。   图11 多个ESG信息披露标准采用的重要性原则比较   小结 　　现阶段，尽管我国三大交易所、财政部均已提出在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中采用“双重重要性”原则，但尚未印发详尽的操作细则。《重要性评估实施指南》可以为我国企业在执行这一原则时提供宝贵的参考和指导，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我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 （征求意见稿）》提到，完整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将由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组成。其中，具体准则类似《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将包含针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可持续主题的信息披露要求；不同于欧盟，行业类信息披露要求将作为财政部的行业应用指南，而准则应用指南类似EFRAG发布的三项《实施指南》会对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进行解释、细化和提供示例，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操作性规定。针对企业实施可持续披露准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财政部将在必要时提供准则实施问答，预计将共同为三大交易所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指导。   　　欧盟ESRS标准及EFRAG第一批实施指南的披露要求比《非财务报告指令》（NFRD）更加细化，更具实操性，为欧盟地区的企业以双重重要性作为ESG信息披露原则，提供规范参考，为CSRD落地铺垫坚实基础。同时，实施指南也为其他国家、地区的ESG监管与信息披露提供思路，为企业优化ESG管理提供有效参考。

  　　近日，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在“开放问题”栏目利用两个整版刊登了对毛振华教授的专访，记录了毛振华教授对当前中国及香港经济的判断和建议。南华早报始创于1903年，不仅是香港销量最高的报章，也是亚洲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下文为英文专访的翻译稿。       ◎下文根据英文原文进行翻译整理：   大地产商的时代已经过去   　　毛振华是中诚信集团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联席所长。他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和评论员，自 2022 年以来一直担任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是最早警示中国房地产价格存在潜在压力的人之一。在本期 "开放问题 "系列访谈中，毛振华分析了中国举步维艰的房地产行业，反思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进行了解读，并探讨了香港在更广泛的经济演变中不断变化的角色。   　　SCMP：2021年开发商恒大发生一系列违约事件后，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危机。您在十年前就注意到了恒大流动性问题的潜在后果。您现在如何评估房地产下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毛：房地产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问题之一。中国的房地产一度是全社会投资的焦点，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过程中，"有房才有家"这一独特观念更是深入人心。   　　在这种情况下，持有或购买住房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即使是那些不具备较高收入能力的家庭也在通过加杠杆的方式购房。在 2017 年前后的很短时间内，房价被推向了新高，这是泡沫即将破裂的征兆。   　　我注意到恒大早在2016年就开始通过20%的折扣价格进行促销。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恒大的个案，因为这家民营开发商因债务过重和缺乏银行贷款支持而面临流动性问题。   　　但是，我却认为这一现象不是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预示了整个行业的销售问题：房价已经达到顶峰，并将开始走下坡路。我也在国内率先提出警示，应当关注中国房地产的价格下降趋势。我还呼吁我们的监管机构进行更多的压力测试，包括对中国房地产业的总偿债能力进行压力测试，以及对金融体系所将面临的风险敞口进行压力测试。   　　考虑到当时的压力测试并不充分，我认为恒大的问题可能很快会蔓延到其他房地产公司，直至大约一年后，当许多房地产公司真正濒临破产危机时，政策才得以调整。   　　在2021年我提出观点认为，与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中国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大型房地产公司了。中国房地产业供过于求，将产生两个深远的影响：一是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非但不会复苏，反而会逐步式微。例如在欧洲国家，尤其是那些人口增长放缓的国家，由于已经有了足够的库存，市场上几乎没有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二是房地产价格下降趋势可能导致其他的重大经济问题，比如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收缩。   　　SCMP：中国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稳定局势，其中包括 5 月 17 日宣布的几项有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降低最低房贷利率，以及指示地方购买未售出的公寓，将其转为社会住房。您认为这些应对措施奏效了吗？   　　毛：这些政策的推出促进了交易量的回升，但并未完全扭转房价下跌的趋势。因此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的建议是限制供应，例如冻结新的土地供应和新建房地产项目。这些措施将向市场释放出“供应有限”的明确信号，从而有利于稳定房价。否则，持续扩大供应只会加剧问题而不会缓解问题。当然，目前已开工的项目是个例外，因为购房者已经支付了首付款，“保交楼”的工作必须要完成。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有所下降，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规模和商品房的新建面积依然不小，与2019 年和2020 年的高峰期相比要小得多，但还是高于 2015 年和 2016 年。   　　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超过7.43亿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8%，比2016年增加了500万平方米。我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去库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获得的土地规模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将所有的土地都按照计划完成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市场的去库存任务便将难以完成。   　　我们必须放弃 "房地产必然是经济支柱 "的观念，消化当前的存量住房需要很长的时间。可以说，大型房地产企业的时代已经过去。虽然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城市的升级或改造，但大规模建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SCMP：您如何评价这些现象对中国家庭的影响？您如何看待现在的消费需求水平？   　　毛：中国家庭部门的债务问题日益凸显。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国家庭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即居民杠杆率约为18.9%。到去年年底，居民杠杆已攀升至69.3%。   　　家庭部门的新增负债主要用于购买房产，但随着房产价格下跌，家庭债务状况大大恶化。房价下跌了30%或40%，便意味着购房人几乎亏损掉了首付款，这对中产阶级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和压力。房产资产的缩水也影响了居民消费，从而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制约。   　　房产资产价值下降，但负债却是刚性的，按揭还款额并不会随之减少，这便形成了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居民财富的收缩将引发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比如消费者会觉得他们持有的钱变少了、支出压力变大了，从而需要更多的储蓄来应对负债压力。而当所有人都在减少消费时，消费不足便对经济运行带来显著制约。   　　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长期问题。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经济增长也并非主要依赖国内消费市场。当然，国内收入增长也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来自全球化和国际市场。我们所谓的“三驾马车”，即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大增长引擎中，多年来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然而，随着2008 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海外需求萎缩，许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随之抬头，中国才将重点转向国内需求。   　　但我们很快发现提振内需很困难。经济学家不谈论欲望，而是关注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中国GDP以超过8%甚至10%的速度增长时，居民收入并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当前整体增长速度放缓，居民的消费能力就会受到进一步的制约。   　　从2000年到2022年，中国家庭的最终消费仅占GDP的38%左右，低于57.6%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美国家庭的最终消费率约为67.5%。究其原因，是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长期偏低。随着资产价格下降以及家庭资产负债表收缩，在经济运行中出现一定消费降级和消费下沉的问题。   　　SCMP：为了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经济转型的重点已经转向内需。您认为中国应如何推动这一进程？   　　毛：回答这个问题既容易又困难。中国历来有重视储蓄和财富积累而轻视消费的传统。近年来，中国在基础教育和医疗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为提高消费带来一定有力条件。但问题是，当前的经济不景气降低了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包括公务员、教师和医院员工在内的公共机构员工的收入开始降低，许多其他的行业也都出现了裁员现象。就业机会减少给人们的收入预期带来了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在疫情冲击期间许多人连续数月没有工作，这期间所形成的收入缺口尚未得到弥补。   　　我从2020年起就开始持续呼吁，需要以消费补贴或现金发放的形式向那些受到疫情冲击的人群提供经济“刺激”。此后我又进一步提出，应向居民提供10万亿元人民币（1.4万亿美元）的现金补贴。   　　从纸面上看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也超过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3%的红线。但事实上10万亿元的补贴也并非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数字。这相当于每人获得7000元人民币的补贴，约合1000美元。我们知道，美国在疫情期间向居民发放了数千美元，香港也向居民发放了同等规模的现金。   　　那么，我们如何为现金补贴筹集资金呢？我认为财政赤字是一个办法，但还有其他办法。例如，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它们每年约创造出4.6万亿元的利润，可以通过地方政府把这些利润转移给居民，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如果说10万亿元的规模不可能，那么4.6万亿元的补贴也不是小数目。   　　我认为当前把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很低，而直接发放给居民的收益和效率很高，对企业的影响也会更好，因为只有终端消费回升，企业才能实现销售和营利。所以，如果公共资金能够被更多的用于支持消费、增加需求，我是支持的；但如果公共资金被更多用于低效率的部门和领域，我就反对。   　　从统计数据来看，当前国有企业在创新领域的作用仍有欠缺，市场创新主要来自大公司和民营企业。例如先进的国防技术大多是建立在民营企业的技术发展基础之上，美国的情况也类似。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市场化的环境，像无人机制造商大疆这样的民营企业也不会取得成功。   　　那么，当前中国的初创企业前景如何？过去几年中国新增的独角兽企业（估值10亿美元或以上的初创企业）数量有所下降。中国的创业环境面临着巨大压力，创业投资主要依靠政府设立的产业基金，而私人投资有所减少。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对风险投资基金不友好的政策，使得创业投资的退出，以及初创企业的上市或融资比较困难。   　　这使得初创企业别无选择，只能争取政府基金的投资，但是政府基金又往往需要抵押物，而初创企业又缺少存量资产。小米、腾讯和阿里巴巴（目前南华早报的所有者）等公司在某些领域的投资促进了创新、产品开发和许多创业公司发展，然而，这些扩张的投资活动又引发出资本在进行"无序扩张"的讨论。因此，许多大型民营企业在投资领域也面临舆论上的压力。   　　SCMP：随着中美竞争的加深，预计全球经济将进一步分化。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毛：2014年我访问美国时最常见的问题是“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对美国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符合美国原有的预期。在2017年的另一次访问中，我发现美国基本上确信这些变化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此后，共和党和民主党达成了遏制中国的共识，这种情绪非常敌对，因此近年来不仅对华在传统经济领域加大竞争，还出现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抗。   　　我认为中美大国博弈是不可逆转的。对于中国来说，在经历了一段模糊时期之后，也已经非常清楚地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经济和外交实力的崛起，中国也已经形成了一条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中美之间的局势正在变成长期的对抗，我认为我们在2018年对中美贸易战的初步评估是不充分的。美国几乎对所有贸易对手方都发动贸易纠纷，包括加拿大、欧盟和韩国等盟友，但关键是我们需要注意，美国与盟友的贸易战和与中国的贸易战是不同的，与盟国之间的贸易战是贸易关系的调整，与中国的贸易战则是全方位的竞争甚至是遏制。   　　我认为中美贸易战正在走向“新冷战”，而脱钩则是两者的中间地带。双方都认为自己与对方的价值观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一定要分出赢家和输家。   　　SCMP：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对中国的产能过剩表示了越来越多的担忧。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毛：我认为美国是以纠正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为名，试图削弱中国的供应链能力和韧性。   　　首先，贸易不平衡是由不同的产业结构带来的。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购买商品，就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从其他国家购买。因此在我看来，"产能转移"或"供应链多样化"的举措一定是为了削弱中国，而不一定是为了加强美国，其最终目的是对世界供应链格局进行重新洗牌。   　　其次，我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试图遏制中国的优势产业发展，这些产业恰好是中国的 "新三样"：光伏、锂离子电池和新能源汽车。围绕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引起了关注。 我对（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提出产能过剩问题感到有些失望，因为经济学家知道，一个国家的大宗出口通常会超过国内需求。例如，中东的原油出口就是一种生产过剩，对吗？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也存在生产过剩，美国的粮食生产也是如此。一个出口国的国内生产一定存在产能过剩。   　　中国已经经历了几轮产能过剩和产能调整，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现象。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经济增长下行期间我们的需求萎缩快于供给，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高质量发展和其他政策努力，则推动供给的恢复快于需求。特别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少，所以企业都会努力争取并抓住市场机会，这也是新能源成为中国过度投资领域的原因之一。   　　中国需要采取更坚决的措施在国内消化自己的生产能力，因为在美国的压力下我们可能会在贸易领域持续面临障碍。中国也应当进一步增强在关键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例如，如果能在新能源领域继续实现技术创新，凭借目前的成本优势，就能大大减少对化石燃料等传统能源的依赖，这也会改变全球的能源格局。   　　SCMP：作为刚刚被任命为香港大学教授的您，如何看待中国进入经济转型期后香港所扮演的角色？   　　毛：从亚洲的金融中心到连接中国大陆与世界的超级纽带，香港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我认为香港的未来发展也逐渐清晰。   　　我自己的判断是，在中美竞争的环境下，香港不可能纯粹地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觉得新加坡与香港比较，最大的区别是香港能够为内地公司进入国际市场提供金融服务。新加坡无法在东南亚扮演这种角色，因为它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不如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内地与美国之间的金融交易减少，香港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业务来源，而内地的经济则正处于转型期，也放大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不利因素。   　　但这些不利因素并没有给香港的经济结构和普通法制度带来根本性的改变，香港仍然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并且在认证、检测、国际仲裁等领域仍具有很多优势，也是其他中国城市无法替代的。   　　教育是香港在传统产业之外可以发展的重要领域。香港的英语水平全国最高，可以提供普通法的培训。在世界百强大学排行榜上，香港有五所大学。事实上，近两年香港研究生扩招带来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一名学生每年的学费约为5万美元，他们在香港的消费活动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香港也应当招收其他国家的学生，包括发达国家和 "一带一路倡议 "所涉及的国家。   　　鉴于中美对抗的现状，在西方的中国科学家和高科技从业者可能有离开美国的愿望，但他们对迁往大陆有所顾虑。这些顾虑包括子女教育、国际交流和财富安全，他们也会担心自己的投资，因此他们可能会选择先去往香港。除了吸引这些技术人才进入香港的大学，还需要吸引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型科技公司进入香港。   　　大陆的一些科技公司需要吸引国际人才，但许多国际员工可能不愿意移民到大陆，而香港的税率很低，再加上普通法体系的优势和高度的国际化，可以满足他们对于环境和生活的需求。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发展方案的提出，香港和深圳在科技发展方面可以互补，因此香港有潜力打造科技产业。在港深两地相连的地方有大量闲置土地，其利用成本可能低于深圳。香港可以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前列，并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   　　香港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尽管是被动的转型，其遇到的短期问题之一是对金融的依赖，但这也为香港探索其他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机会。未来如果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变好，香港将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且有潜力将自己打造成为科技中心。   　　SCMP：7 月 18 日，中国结束了三中全会——大约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的经济政策指明了方向。您如何看待这次会议及其成果？   　　毛：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次会议的背景。今年的三中全会是主席第三个任期内的一次核心会议，而不是新任领导人宣布开创性构想的场合。因此，中央政府不会做出巨大的政策转向，但是一定会对深化改革开放做出更加全面、具体和系统性的部署。这是我在会前的判断，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我想指出的是，三中全会通过并发布的《决定》确认了中国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这些内容打消了市场上和社会上的一些疑虑，对于稳定预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三中全会还明确提出了在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国有经济领域的工作重点，这可以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具体框架。   　　第三，三中全会为中国经济重要领域的改革提供了指导，比如财税体制改革。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决定》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即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权利，包括中央将逐步下划消费税给地方等等。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强调了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重要性。   　　总体上看，我认为三中全会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回升至关重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提升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中枢。

论坛主要嘉宾合影（从左四起依次为：香港中国金融协会主席孟羽；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蔡洪滨；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陈志武；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家、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兼职教授巴曙松）   2024年7月18日下午，由中国诚信（亚太）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简称“中诚信亚太”）、中诚信绿金国际有限公司（简称“中诚信绿金国际”）、香港中国金融协会联合主办的《香港绿色与可持续金融发展论坛暨中诚信亚太获香港金管局QDI及GSF资质认可发布会》成功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发表致辞。在致辞中，毛振华提到了绿色金融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在香港得到了迅猛发展，分享了中诚信（亚太）与中诚信绿金在香港取得的发展成就与未来目标，指出中诚信集团将继续与各方密切合作，为香港债券市场的发展赋能，表达了共同推动香港债券市场和绿色金融的持续繁荣的信心。   毛振华 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到场的嘉宾，大家下午好！我很荣幸地代表主办单位，对各位的莅临和支持，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债券市场一直以来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截至7月初，今年已经有176笔近500亿美元的债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其中，7成以上的债券来自内地的发行人。近年来，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绿色金融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也在香港得到了迅猛发展。中诚信亚太和中诚信绿金作为本土评级服务机构，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深知在这一过程中的责任与使命。   我很自豪地分享，我们作为香港最大的中资评级机构在支持香港债券市场和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中诚信（亚太）2012年获得牌照，深耕市场十余年，业务在近几年获得较大进步，最新的统计中，中诚信亚太在香港服务的评级客数已居第三位，在中国本土机构中排名第一。令我们鼓舞的是，在上个月，我司获得了香港金管局QDI和GSF资质认可，成为第一家获得认可的中资信评机构。通过严谨的评级标准和深入的行业洞察，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信用评级服务，为投资者和发行人架起沟通的桥梁，确保市场的透明与稳定。   债券市场和中资信评机构发展的同时，绿色金融产业也正在香港蓬勃地发展。绿色金融不仅仅是一种投资方式，更是我们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中诚信绿金服务公司于2023年开业。中诚信绿金一直通过推动绿色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发行，积极参与到推动经济向更加环保和可持续方向转型的进程中。   未来，中诚信亚太和中诚信绿金将继续与香港金融市场的各方密切合作，支持更多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香港债券市场的发展赋能。我们坚信，通过合作与创新，香港将继续在国际绿色金融舞台上发挥引领作用，成为全球投资者和发行人的首选目的地。   最后，衷心希望今天的讨论能为我们带来更多启发和共鸣，共同推动香港债券市场和绿色金融的持续繁荣。感谢大家的莅临，谢谢大家！   　　本次香港绿色与可持续金融发展论坛聚焦当前全球ESG信息披露的发展趋势、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香港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发展前景、中资评级机构国际化展望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香港中国金融协会主席孟羽，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蔡洪滨，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陈志武等香港重要政界、学界代表出席本次论坛并发言。论坛上，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为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两家行业龙头企业作中诚信绿金ESG评级结果授牌。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徙代表公司接受中诚信绿金“AA”主体ESG等级授牌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周志轲代表公司接受中诚信绿金“AA”主体ESG等级授牌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香港中国金融协会主席孟羽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蔡洪滨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陈志武   　　中诚信集团创始于1992年10月，前身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中国第一家全国性从事信用评级、金融证券咨询和信息服务等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集团拥有信用评级、征信和信用管理咨询等信用产业板块，是国内产业链条最完整、信用产品最丰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信用产业集团之一。现有员工1300余人，半数以上拥有硕士以上学历。集团在坚持做大做强信用产业的同时，主动响应“健康中国”及“双碳行动”的国家战略，积极探索推进大健康及双碳科技领域第三方信用和信息服务业务，创新业务布局进入快车道。此外，集团加大对专业化投资领域的投入，参与了多个境内外股权投资项目，投资领域覆盖金融、物业地产滑雪等行业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

　　杨珺皓 CFA，FRM，现任中诚信绿金国际CEO兼任中诚信亚太副总裁。此前，他是拥有逾十年金融业经验的资深投资银行家，曾在国泰君安证券、招商证券工作。杨博士拥有悉尼大学金融硕士学位、昆士兰大学金融博士学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作为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熊猫债近年来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根据统计，2023年熊猫债发行量创历史新高，全年发行规模首次突破1500亿元大关。   　　“从2022年开始，除了美国之外，包括欧洲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加息。而中国多次减息使得融资成本低，吸引了很多发行人来到中国境内募集人民币，发行熊猫债。”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中诚信绿金国际CEO兼中诚信亚太副总裁杨珺皓表示。   　　对于熊猫债，杨珺皓评价其为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他称，熊猫债的积极成果显示出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的功能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外资在中国持续投资的大背景下。随着境内熊猫债和境外点心债的二元市场结构的发展，境内外的国际债券市场各有特色，两者相得益彰，将实现共同发展。   　　全会指出，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   　　近月以来，备受关注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开启发售，受到市场欢迎。杨珺皓评价道，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会优化央地的债务结构，国债部分资金将被地方使用，能够提升地方政府财政空间，尤其是偿债压力比较大、有一定债务风险、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    　　从需求端看，“今年以来，包括保险、理财、基金的非银机构，对于超长期国债的需求比较旺盛，超长期国债不仅满足了市场机构对于超长期限债券的投资需求，也平衡了国债市场的供给关系，同时政府债券的供给也增加了中长期投资的流动性。”杨珺皓补充称。   　　杨珺皓还指出，接下来超长期的政府债券和政策性银行债的发行都会加速，“我们预计在三季度，政府债券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的发行量会达到一个高峰”。   01非银机构对超长期国债需求旺盛   《21世纪》：6月14日，中国财政部首次发行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总额350亿元。你如何看待中国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意义？预计会带来哪些市场影响？   　　杨珺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超长期特别国债将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是中国第四次发行特别国债，今年的预计发行规模是1万亿元。   　　我认为，超长期特别国债释放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提振当前的市场信心和预期。首先，国债的募集资金专项将用于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以及人口的高质量发展等。针对这些重点领域的措施，短期将有助于扩大总需求，长期而言有助于促进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   　　其次，我认为短期而言，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对财政影响比较小，因为特别国债不列赤字，其发行仅纳入当年国债余额限额管理。但需要注意的是，长期国债的发行会增加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我们初步测算，今年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将会提升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大概0.7个百分点，今年全年会达到25.5%。   　　另外，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也会优化央地的债务结构。国债部分资金将被地方使用，能够提升地方政府财政空间，尤其是偿债压力比较大、有一定债务风险、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    　　从《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特别国债接下来会持续发行，这也奠定了未来若干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保证预期的稳定，也会更加优化央地的债务关系，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支出。国债的启动发行，和专项债的发行加速是同步在进行的。   　　从市场影响的方面来看，我们目前已经收集到一些积极的信号。今年以来，包括保险、理财、基金等非银机构，对于超长期国债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超长期国债不仅满足了市场机构对于超长期限债券的投资需求，平衡了国债市场的供给关系，同时政府债券的供给也增加了中长期投资的流动性。接下来，我们预计超长期的政府债券和政策性银行债的发行都会加速。预计在三季度，政府债券和政策性银行债的发行量会达到一个高峰。    　　总体而言，超长期国债释放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信号，它的影响不仅是在债券市场方面，更是在整个金融市场上都释放了更积极的信号。    《21世纪》：中诚信亚太信用评级认为，今年未来三个季度若利差倒挂趋势不变，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应当会延续今年一季度势头。请你展开谈谈，接下来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市场会如何发展？哪些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杨珺皓：去年四季度美国CPI的同环比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控制还是不错的，美联储因此在今年一季度都没有加息，甚至还表达出马上要降息的意愿。当时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将在今年年中开始降息，因此美国国债收益率一直在走低，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开始回升。   　　但在今年一季度，美国CPI数据总是超预期，这使得美联储有点被动。美联储既要控制整体CPI的数据，还要满足经济的发展，迟迟无法敲定降息的具体时间点。市场对于初次降息的预期也开始往后移，有观点认为可能会在2024年年底，也有观点认为现在加息的整个通道并未结束，这影响了市场对于美债的预期。   　　与此同时，中国在今年一季度，开始推出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扭转通缩的预期，并改变消费低迷的现状，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在1月份宣布降准，降低贷款利率，以推动整体社会总融资成本的降低，这些政策推动了中国国债收益率在一季度持续下行，进一步加深了中美的利差倒挂。    　　2023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约350只，共计约300亿元，其中有约150只，共计约80亿元，是在最后四季度发行的。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离岸人民币债券已经发行了超过150只，共计超90亿元，其规模同比增幅已经高达100%，这是我们看到的增长势头。   　　我认为，未来一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的势头还会维持下去。美联储对利率的展望预期将是一个影响因素，如果美联储迅速地扭转到降息的趋势下，人民币融资成本优势可能会被削弱。   　　另外一方面，如果政策层面进一步收缩对于城投企业境外融资审核制度的限制，那么作为境外人民币债券发行的重要主体，它的发行量也会影响到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整体发行规模。   02中外利差促进熊猫债发行   《21世纪》：请你谈谈“点心债”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杨珺皓：点心债最早在2007年就有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主要的债券品种。美联储在2022年里连续加息了7次，美元的成本逐步提升促进了点心债的快速发展。   　　当然，点心债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绝对是息息相关的。点心债市场的开放与发展，更是使人民币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货币角色，不仅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币的结算和储蓄功能。    　　此外，随着点心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会有更多的国际资金通过点心债来投资中国，加入中国债券市场，投入到中国整体的金融市场里。这增加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流动性，尤其是跨境的流动性。   　　目前，点心债的规模显著提升，吸引了不少国际投资人和主权基金、养老金保险公司等外资机构投资中国，他们的参与使中国债券市场更加多元化，增加了市场的抵抗风险能力，提高了其稳定性。   　　随着境内熊猫债和境外点心债的二元市场结构的发展，境内外的国际债券市场各有特色，可谓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其中点心债更有利于拓展跨境人民币，在帮助境内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同时离岸人民币计价的环境也更有利于投资人对于汇率的波动进行风险管理。   《21世纪》：根据统计，2023年熊猫债发行量创历史新高，全年发行规模首次突破1500亿元大关。结合如今的利率环境，你认为熊猫债后市会如何发展？应如何吸引更多境外发行人参与熊猫债？   　　杨珺皓：熊猫债最近特别火，主要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上的利差导致的。从2022年开始，除了美国之外，包括欧洲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加息。而中国多次减息使得融资成本低，吸引到了很多发行人来到中国境内募集人民币，发行熊猫债。这是熊猫债的主要特点，利差是其发行量高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熊猫债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的功能在不断提升和加强，特别是外资在中国持续投资的大背景下。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在跨境收支、外汇储备、金融交易、货币互换等领域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境外机构对于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募资兴趣也随之提升。   　　尤其是自2023年以来，我们观察到俄罗斯、印度、法国等国在外贸交易和投融资中都开始使用人民币。并且阿根廷还宣布首次使用人民币来偿还外债，这些都是很积极的市场信号。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24年5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保持全球第四大最活跃货币位置，这意味着人民币全球支付排名已连续7个月维持全球第四位。我认为熊猫债火起来，不仅仅是因为利差的优势，更是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战略，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息息相关。   03中资评级机构的国际认可度不断提升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杨珺皓：总体来看，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境外机构对银行间债券的持有量持续增加。   　　具体而言，从2023年9月到2024年4月，境外机构每个月的持仓量累计增加额达到8200亿元，创下了2022年2月以来的新高。从交易情况看，境外机构的交投活跃性也在显著提升。   　　今年3月通过中央结算公司的交易量接近2万亿元，其中通过“全球通”渠道约1万亿元，“债券通”渠道超过了8000亿元，总量较2月已提升超过5000亿元。   　　我们认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基本面比较稳定，政府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使经济稳中增长，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中国债券又具有分散风险的天然作用，与全球其他类型资产的关联性较低，这是境内外投资者选择到中国投资债券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自2019年以来，中国债券相继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BBGA)，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EMBI)，富时世界国债指数（WGBI)等指数。所以，国际投资人在被动投资时增加了对中国债券的持仓量，带来了更多国际资金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资金量。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增长。    　　第三，中国金融市场已经相对成熟，许多境外投资人也很擅长用互换通等金融衍生工具来对冲掉新增债券头寸的风险，这也让境外投资人得到了更多的保障，投资工具更加丰富。   　　第四，相对于其他新兴的主权经济体，中国的主权风险很低。近期，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升级，越来越多境外投资人更倾向于到中国来投资债券。   《21世纪》：目前中资评级机构的社会认可度，特别是国际认可度如何？   　　杨珺皓：目前，中资评级机构的国际认可度在不断提升。从市场占有率看，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在监管政策的支持下，中资境外评级机构的业务显著增长。从业务量看，2023年中资评级机构的新增客户数已超过200家，较2022年增长了两倍，存量客户数超过300家，较2022年增长了近三倍。   　　随着中国境外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中诚信亚太的业务也取得了显著的提升。截至今年4月底，我司的存量评级主体超过200多家，债项评级超过了30多只。这也表明了中资评级机构的市场认可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诚信亚太在2023年3月拿到了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香港积金局”）的业务资质，成为其核准的首家中资信贷评级机构，此前核准的五家评级机构均为外资机构。这代表着超大型的投资主体对我司的认可。    　　目前整个MPF（香港强积金）的投资规模约1万亿港元，其中二到三成投向债券市场。随着中资评级机构的加入，相信中资发行人的市场领域将会更受关注，比如中资美元债，我司也会加大对这方面的配置。我认为，这也非常有利于MPF这样的专业投资机构作出更长远的发展决策。

  毛振华  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88期）上的发言   　　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在国际形势日益严峻、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中美博弈不断加剧背景下，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这充分反映出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出口背后的供应链优势、创新优势和比较成本优势。但是，从中长期视角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部环境将会日益受到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特别是中美大国博弈的影响，对此我想讨论两方面的问题。   一、“去风险”不是“去冷战”，而是形成了“新冷战”格局   　　美国挑动与中国展开当前这场博弈的目标，就是想达到“冷战状态”。近年来，地缘政治演变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许多常规经济因素，特别是中美大国博弈成为影响全球经济与政治稳定的主导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当首先看清美国对华策略的基本框架。回想1945年至1991年长达四十多年的所谓“美苏冷战”，美国就是通过建立包含政治、军事、外交在内的盟国体系，对前苏联及其盟国采取了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长期对峙与竞争策略，最终战胜了前苏联。在对中国的问题上，试图复制过去的成功也正是当前美国对华策略的基本思路，这也是我为什么将其称之为“新冷战”的原因。2017年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开展“301调查”，率先发起贸易冲突。但特朗普并非传统美国建制派，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同时，也和他的军事政治盟国打贸易战，并且未形成集团对峙的局面。拜登上台后对特朗普的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一是延续美国传统的外交思想，重新建立北约和欧盟的核心盟友格局，当然也包括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拉拢盟国、成立联盟的方式与中国形成隔绝。二是将中美贸易冲突向科技、军事，以及人员交往等其他层面进行扩张，试图实现与中国的脱钩。回顾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出了新冷战的特点：一是不打热战，二是以彼此之间的分割甚至隔绝为目标，三是在经济、政治、外交、制度上的全面竞争和对抗。从目前情况来看，事态也正朝着我此前所预判的中美博弈“三部曲”演进。   　　从“脱钩”向“去风险”转变，新冷战格局基本形成。拜登作为建制派政客拉拢欧洲与中国进行脱钩，但是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欧洲将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2023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首次提出欧盟对华“去风险”，拜登对欧洲做出让步并最终接受这一概念，进而达成美欧对中国问题上的一致。此后我曾多次公开提出，美国对华战略由“脱钩”调整为“去风险”，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态势缓和，而是新冷战格局基本形成，它标志着美国与其盟友达成了对华认知与策略上的统一。“去风险”框架维持了欧美与中国在一般贸易、能源、资金等普通领域的往来，但对“风险”所覆盖的内容进行了调整，不仅涉及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高科技、军事等领域，还包括一些新领域。我们应当注意，这些新领域的内容和松紧度是动态调整的——只要认为不符合欧美的利益，就将其纳入到“风险”所覆盖的范围当中去，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并不属于高科技、军事这一领域，但因为中国在技术、成本上占据优势，威胁到欧美相关利益，那么就将其纳入到“风险”的内容中去。美国和欧洲在这种战略措施上也达成了一致。因此，从“脱钩”到“去风险”是中美关系很重要的变化，也是中国在全球地缘政经演变中所要长期面对的新环境，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新冷战格局已经形成的重要原因。   　　新冷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但还没有形成“铁幕”，我国还有一定的调整窗口期。 一方面，中国与美欧国家的一般货物贸易往来以及相关的人员、资金往来依然可以持续。尽管受到“去风险”影响，但从上半年对外贸易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中国在整个世界贸易底层货物、基础货物中的优势，特别是这些年我们建立的供应链优势，今年以来中国出口依然保持韧劲；并且民营企业的出口也在恢复，这值得我们在未来制定“稳外贸”政策过程中进一步重视与思考。其次，在“去风险”框架下，各个国家仍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了进一步的博弈空间。尽管当前新冷战大格局已经形成，但它还不是铁板一块，例如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限制，德国公司和德国政府还一直在表达善意，反对欧洲的加征关税等做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地缘政治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文章可做，外贸相关政策有必要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紧密配合。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很多政策调整，主动对过去形成的紧张的对外关系进行缓和，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恢复与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日韩等国的会谈，单边开放部分国家的签证等，均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展示我们在对外开放与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弹性，同时这也有利于破解美国建立起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从“脱钩”到“去风险”，“安全”与“利益”此消彼长、动态平衡。地缘政治演变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正在发酵，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不得不更加重视“安全”。今年4月我参加了美国举办的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会议主题就是“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平衡”。会上美国企业家提出，在国家安全面前，企业利益、企业家利益以及投资者的利益是不值一谈的，根本没有博弈的空间，因此建立经济领域中的国家安全观，建立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有必要将最近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做的好的工作、取得的一些好的成效进行总结，并将其作为一个基础，为我国未来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提供一个好的指引。   二、破除关于外资的错误观念，引进外资和企业出海相结合   　　外商直接投资的背景出现变化，但对于中国经济的积极意义并未改变。在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的大背景下，当前部分外资企业受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受当前美国主导的“去中国化”影响，加之自身竞争能力有所减弱等原因，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势头有所放缓，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出现撤出和减资的情况。回溯以往，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中国产品竞争力提升，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其历史作用。展望未来，尽管历史在推进，外商在华投资所处的背景有所改变，但外资企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没有变。比如从技术溢出来看，对于国外前沿技术的引进与利用，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效率上，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均明显优于进口或者自我研发的方式。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实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是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的必要路径。中国的政策当前明确表达出了这种态度，并做出了一些踏踏实实的工作，无论最终效果如何，这种舆论氛围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破题，也是对自由贸易基本原理的捍卫。   　　不能将与外资往来与不爱国挂钩，外资的营商环境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当前对于外资企业的认识和态度领域，社会上出现一些杂音，很多看法和观点也不是很冷静，一些观点简单的把在外国企业工作或购买外国商品与不爱国挂钩。另外还有一些观点，错误的将出口理解为对他国的恩惠，特别是中国对于美国的恩惠，认为没有了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他国便别无选择。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出口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出口本身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有必要加强公众对于出口的正确认识。从出口企业角度看，订单是一切竞争力的来源，也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凡是对产品和服务形成需求的客户，都应该秉承友好的态度予以对待。近期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尽管这是极端个案，但我们需要引导舆情和社会思潮，进一步建立和优化外商企业在中国的营商环境。   　　正确认识企业出海背景和原因，避免扣之“资本外逃”的帽子。从企业出海的类型来看，可以分为“被动出海”和“主动出海”两大类。对于被动出海，主要是受当前美国主导的脱钩断链与“去风险”的影响，很多外资企业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逐步减少对中国的投资，甚至在其他国家重建产能。其中，一些在产业链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核心外资企业要求中国上下游企业也进行产能转移，主要涉及手机、汽车等相关领域的企业。此外，我国还有许多优秀的制造业企业主动出海，通过在海外投资建厂，能够更贴近海外市场，绕过不理性、不正当的贸易壁垒。同时，我国企业出海目的地国家普遍选在生产要素和人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有助于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无论对于哪种类型的企业出海，我们均需要正确认识和看待，需要明确企业出海不等于资本外逃。从国际经济的发展轨迹看，企业出海也是一个必然趋势。若不能正确看待企业出海，那么就无法正确认识外商直接投资，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本质也是国外企业出海中国进行投资的表现。   　　企业出海意义重大，有助于巩固我国的供应链优势，也有助于稳定我国的经济增长大盘。尽管当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规模降到第三位，排在东盟和欧盟之后，但我们通过转口贸易的方式对东盟、墨西哥的出口显著上升。这说明当前我国在供应链方面仍具优势，但也折射出中国企业也面临较大的潜在威胁，即欧美国家正在逐步减少对我国的供应链依赖，在其他国家推动所谓的“中国+”战略，若我国企业不及时跟进出海，原有的市场份额便会由他国企业慢慢填补。另外，只有中国企业一直活跃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内部，才能够分享全球产业链升级发展的红利。企业出海也是可以上升到国家利益层面的举措。以日本为例，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经历了长期的缓慢低增长，过去三十年间日本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不足1%，但日本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和运营，积累的海外资产规模持续扩大，GNP（国民生产总值）不断上升,日本在全球的投资收益对于稳定企业发展、稳定日本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意义超过往常。我建议，应当在宏观政策领域对企业出海给予鼓励和支持，同时在社会舆论方面给予正确的引导，相关学者应当客观理性的向社会发声，避免错误的思潮蔓延，不断为我国的外贸与经济争取更好的外部环境。

本期看点   可持续类贷款的发展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以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为首的可持续类贷款也逐渐成为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之一，为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近几年，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均处于增速发展阶段，规模有望在未来持续扩大，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国际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规则要求   　　2018年3月，贷款市场协会和亚太区贸易市场协会联合发布《绿色贷款原则》，将绿色贷款提供了合格的绿色项目清单，并设定四大核心要素：资金使用、项目评估和筛选、资金管理、信息披露。2019年3月，亚太贷款市场协会、贷款市场协会及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共同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为贷款人、借款人、第三方的可持续发展贷款实践提供指导和框架，设立五大核心要素：关键绩效指标（KPI）的选择、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SPT）的校验、贷款特性、信息披露及验证。   国内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规则差异   　　不同于国际范围普遍遵循的《绿色贷款原则》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国内目前尚无统一的绿色贷款及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规则标准。仅不同监管机构制定了相应的绿色贷款统计范围——《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绿色融资统计制度》；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则以《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作为重要规范性文件，着重参考国际上的市场实践。   国内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案例分析   华晨东亚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绿色银团贷款； 日照银行推动多笔“蓝色+可持续发展挂钩”双贴标贷款落地；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15亿元人民币可持续发展挂钩（ESG）中期流动资金银团贷款； 济宁市正创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挂钩银行贷款。   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发展建议   　　近年来，绿色贷款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发展形势迅猛，而相比于国际市场，国内实践仍相对较少，国内市场指导规则及配套机制仍待完善；同时应加大监管对可持续类贷款的支持力度，发挥本土市场积极性，加强政策支持和激励力度，引导更多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此外，第三方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加强自身专业资质的培养与审核，加强风险管理与贷款信息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机制，防止计量和披露不准确或者夸大事实而导致出现的假贴标现象。   一、可持续类贷款的发展   　　可持续金融伴随可持续发展而起，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进行有效资金调配使社会资源重点流向更加清洁、绿色、健康、安全和更具韧性的领域，在推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一致、财务价值和非财务价值的统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可持续金融概念提出以来，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金融市场产品迅速增多。其中贷款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逐渐在可持续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绿色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社会责任贷款、碳减排贷款、转型贷款等纷纷依托各自产品特色为可持续的项目或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在可持续金融当中，我国最为关注环境主题。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绿色金融蓬勃发展，以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为首的可持续类贷款也逐渐成为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之一，为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近几年，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均处于增速发展阶段，规模有望在未来持续扩大，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一）绿色贷款的发展   　　绿色贷款（Green Loans, GL）指在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中，考虑环境可持续性因素，将资金投入于低碳、环保和可再生能源等绿色产业领域的贷款形式。国际上，绿色贷款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联邦德国1947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家政策性环保银行，而后随着《赤道原则》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准则的实施，融资过程中模糊的环境标准被明确化、具体化，绿色贷款逐步成为增进企业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经济手段。2018年3月，贷款市场协会和亚太区贸易市场协会联合发布《绿色贷款原则》（Green Loan Principles）（以下简称“GLP”），为金融机构的绿色贷款业务发展提供了高标准的指导框架。其主要参考《绿色债券原则》（Green Bond Principles），从四个方面制定标准框架，包括资金用途、项目评估和筛选、资金管理和信息披露，详细列出了符合标准的绿色项目类型，对贷款资金的管理和制度约束做出了明确要求，可有效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发放绿色贷款，使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为促进绿色贷款产品的开发并加强流程完整性，GLP分别于2021年2月、2023年2月进行修订更新，不断明确符合要求的金融产品及分类，反映不断变化的市场实践结果。   　　在国内，绿色贷款相关政策最早由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原银监会于2007年7月30日在《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中联合提出，要求各金融机构加强信贷管理工作和环保的协调配合，强化环境监督管理。而后，原银监会先后制定了《绿色信贷指引》（银监办发[2012]4号）和《绿色信贷统计制度》（银监办发[2013]185号），确定了中国绿色信贷政策体系的框架，要求各家银行对所涉及的环境、安全重大风险企业贷款和节能环保项目及服务贷款进行统计；201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18]10号），并于2019年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印发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对其进行修订，基本采用《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主要框架与标准；2020年7月，原银保监会在《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的基础上印发了《绿色融资专项统计制度》，参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整体框架并对部分子项目进行调整，将统计范围拓宽至表内外融资。我国绿色信贷标准逐渐完善，在监管体系方面已经形成了规范的顶层设计、统计分类制度、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的政策框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0.08万亿元，同比增长36.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6.4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8.48万亿元，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此外，在“双碳”目标背景及央行的政策支持下，我国推出专门针对碳减排项目的贷款，指资金专门用于碳减排领域，产生一定的碳减排效益（详见中诚信绿金2023年年报“碳减排支持工具的发展现状与建议”）。截至2023年末，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0.43万亿元和9.81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3%。绿色贷款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中起步最早、发展最快、政策体系最为成熟的产品，正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有效助力金融机构应对环境和社会风险、提升国际竞争力、贯彻落实“双碳”战略，是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抓手。   （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s，SLL）是由国际市场自律组织推出、发行并指引的一种创新绿色金融理念，旨在通过将贷款成本与借款人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等方面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挂钩，借助激励机制促进并支持更多有助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活动增长，为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自2017年4月荷兰国际集团向飞利浦提供了10亿欧元的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以来，该金融工具所获得的关注度不断上升。2019年3月，亚太贷款市场协会、贷款市场协会及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共同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以下简称“SLLP”），为贷款人、借款人、第三方的可持续发展贷款实践提供指导和框架，是可持续发展贷款发展里程中重要的规范性文件。上述三家机构分别于2021年5月及2023年2月结合最新实践对SLLP进行了更新，促进了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快速发展。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不同于一般绿色贷款，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类似，具有不限定资金用途、可以基于可持续发展表现获得贷款条件奖励或处罚的优势，适用于任何有意愿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借款人，因此适用范围更加广泛，自推出以来便快速发展。根据环境金融网数据统计，自2017年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发放至2023年8月，全球共计发放了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1820笔，规模1.4万亿美元。从各年度情况来看，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从2017年47亿美元起步，2018和2019年发展迅猛，规模分别同比增长10倍和3倍，并于2019年首次超过绿色贷款规模。2021年至2022年，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年度发放量持续扩大，2022年以2倍增速突破6600亿美元，规模和活跃度在广义的绿色金融债务市场中呈现逐年增长态势。2023年度，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发放规模相较2022年略有下降，但仍作为贷款市场中重要的可持续融资形式深受借款人与贷款人喜爱。   　　我国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起步略晚于全球，但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逐步成为其中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对支持经济活动中包含高碳产业在内的非绿色产业转型起到积极作用，充分发挥了金融机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激励借款人更多地投入到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商业活动，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可持续发展领域。   二、国际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规则要求   （一）国际绿色贷款规则要求   　　GLP将绿色贷款定义为资金专用于为新增及/或现有合格绿色项目提供部分/全部融资或再融资的各类型贷款工具。其四大核心要素包括：资金使用、项目评估和筛选、资金管理、信息披露。   　　1、绿色贷款的资金用途必须为符合要求的绿色项目。GLP中明确认可数个符合绿色项目资格的概括性项目类别（如表1所示），这些类别有助于实现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污染预防和控制的环境目标。依照GLP要求，所有使用资金的绿色项目及其明确的环境效益需要在融资文件中做适当描述。在可行的情况下，借款人需要对环境效益进行评估和量化。   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类别（排名不分先后）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2、绿色贷款的借款人须向贷款人明确沟通项目评估和筛选流程，内容包括绿色项目可实现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借款人评估项目所属绿色项目类别的合规流程、经官方认证或与市场分类一致的相关绿色标准或排除标准、借款人识别和管理与相关项目有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等。   　　3、借款人应保持资金管理的透明度，GLP中规定绿色贷款的资金应存入专项账户，或由借款人以适当方式进行跟踪，且借款人需要于绿色项目贷款和投资运营相关的正式内部流程中证明资金用途与管理方式，以确保贷款资金用于绿色项目。   　　4、在信息披露方面，借款人需要以年度报告的形式进行资金使用有关信息的披露，内容应包括被分配绿色贷款资金的「绿色项目」清单、项目简要描述、已分配的贷款金额、预期及实际实现（若适用）的环境效益，直到绿色贷款全部提取完毕（循环贷款即指贷款到期），并在发生重大变动时主动及时更新。   （二）国际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规则要求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对贷款种类、融资主体和贷款用途均无限制要求。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可以是任何类型的贷款融资，例如定期贷款、循环贷款或其他类型的信贷。在借款主体方面，任何符合金融机构贷款基本要求的借款人，均可进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融资。在资金用途方面，不限制用于绿色项目，可以为一般公司用途，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周转、偿还债务等。根据SLLP，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包括五大核心要素：关键绩效指标（KPI）的选择、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SPT）的校验、贷款特性、信息披露、验证。   　　1、关键绩效指标（KPI）的选择，应以与借款人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ESG）相关的目标密切相关为首要原则，根据借款人的长期表现设置指标。此外，指标设定应当可被定量计算、量化，以便进行后续验证。   常见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示例：   　　2、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SPT）是对关键绩效指标（KPI）的量化评估目标，具体由借款人和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应该按照高标准、高要求设定，以激励借款人在贷款存续期间改善其可持续发展表现，同时应明确目标达成时限，指标可按时间节点进行量化考核。   　　3、在贷款特性方面，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财务结果与借款人是否完成SPT(s)相关，可采取奖励措施或惩罚措施，例如借款人实现了预先设定的SPT，则相关贷款协议下初设的贷款利率下调，反之保持不变或升高。   　　4、在信息披露方面，SLLP要求借款人每年向参与贷款机构披露一次SPTs相关信息，鼓励借款人通过年度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给予公开。披露的内容需包括该年度SPTs的完成情况、SPTs与主营业务的相关性情况、对贷款特性的影响。   　　5、在验证方面，贷款存续期内SLLP要求借款人聘请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外部机构就关键绩效指标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表现开展评估认证并出具验证报告，验证时间由借款人和贷款人协商确定，直到达到贷款的最后一个SPT触发事件停止。   （三）国际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规则要求对比   相比于绿色贷款，可持续发展贷款可应用的行业和项目更广，对资金的限制较少，包容性更强，对借款人的激励性质更强烈。绿色贷款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对比如下表所示：   三、国内绿色贷款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与国际原则的主要差异   （一）绿色贷款差异分析 　　不同于国际范围普遍遵循的《绿色贷款原则》，国内目前尚无统一的绿色贷款规则标准，仅由不同监管机构对其支持的绿色贷款制定相应的绿色项目范围，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出台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2024年更新为《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中国人民银行《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原中国银保监会《绿色融资统计制度》等，但在资金管理、信息披露方面无具体要求。   1、国内绿色贷款的绿色类别   　　为贯彻落实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出台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修订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将绿色贷款的范围调整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一致，主要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六大一级分类，细分为30项二级分类以及211项三级分类。 2020年，原中国银保监会在《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绿色融资统计制度》，将绿色贷款的统计范围增加与贸易和消费有关的绿色融资，范围扩大到与生产、建设、经营、贸易和消费有关的绿色贷款，指标板块除上述六大领域外新增绿色贸易融资和绿色消费融资，涉及到先进环保装备、新能源及清洁能源设备、绿色交通装备等绿色领域产品的贸易及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的购置等。   　　随着各类绿色产业发展及相应的政策支持，近几年绿色贷款衍生出诸多细分产品。为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战略，蓝色贷款在近几年呈现出起步态势，诸多银行开始涉足蓝色金融领域以支持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蓝色贷款是绿色贷款的子品种，指资金用于支持海洋保护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项目，其认证范围除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和《绿色融资统计制度》外，2021年8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组织起草的《中国蓝色产业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为蓝色项目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分类参考，助力蓝色贷款认定。此外，为支持国家“双碳”政策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印发《关于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有关事宜的通知》，正式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用于支持金融机构为碳减排重点领域内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支持的重点领域包括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三个领域共23个细分领域，均为热门的“碳中和”产业领域。   2、国内绿色贷款统计范畴   　　国际绿色贷款对贷款类型无具体要求，GLP中明确绿色贷款可以为各类型贷款工具和/或备用融资方式（如担保额度、保证额度或信用证），而国内绿色贷款统计的范畴在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存在差异。 中国人民银行口径的绿色贷款只统计项目类融资、流动资金融资、个人经营性型贷款及票据贴现（商票、银票）。银保监口径对于绿色信贷的统计范畴与银保监《非现场监管报表1104》“各项贷款”口径一致，即对借款人融出货币资金形成的资产，主要包括贷款（含个人贷款）、贸易融资（产业链和供应链融资）、票据融资、融资租赁、从非金融机构买入返售资产、透支、各项垫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以及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的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券。   （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差异分析   　　随着2020年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国内各大银行积极响应并探索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产品。然而截至目前，我国尚无关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指导规则与配套机制，其评估与认定仍以亚太贷款市场协会、贷款市场协会及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共同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作为重要规范性文件，着重参考国际上的市场实践。   　　但我国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KPI选定偏好与国际操作存在一定差异。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作为我国转型金融的重要工具，面向大量碳密集、高环境影响的“棕色”行业和企业，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可持续化转变。受“双碳”背景下行业偏好的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借款人通常选用与清洁能源、节约能耗、污染排放相关的环境（E）维度指标，而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所选择的KPI领域相比，我国企业鲜有直接使用温室气体减排作为环境维度的可持续绩效。在社会（S）维度，我国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借款人充分结合政策动态及区域规划，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人才强国”相关的挂钩指标凸显出我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国际层面与社会维度相关的产品质量、性别平等和健康、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绩效指标有待在我国进行深入探索和拓展。   　　此外，国内可持续发展贷款的挂钩条款惩罚程度相对较轻。例如，部分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采用单向利率挂钩机制，即达成绩效目标予以利率调减优惠，未达成绩效目标不实施利率调升惩罚，此类单向奖励机制在借款人未达成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的情况下对其融资成本几乎不产生实质影响，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促进转型的意义。   四、国内绿色贷款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案例分析   1、华晨东亚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绿色银团贷款-符合多项绿色标准的绿色贷款   　　华晨东亚汽车金融公司（以下简称“华晨东亚汽金”）是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汽车金融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金融业务，为特斯拉、理想、小鹏等新势力新能源汽车品牌等提供金融服务。华晨东亚汽金不断同各大行合作，通过申请绿色及碳中和银团贷款加大新能源纯电动汽车类项目投放。2023年2月，永丰银行、开泰银行和东亚银行筹组的绿色及碳中和银团贷款为华晨东亚汽车金融公司放款首批总计2.35亿元，资金全部用于开展新能源汽车零售贷款业务。该笔贷款结合国内与国际项目标准进行绿色贴标，资金用途贴合GLP、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绿色融资统计制度》、《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版）》多条目录，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扩大市场影响力。   2、日照银行推动多笔“蓝色+可持续发展挂钩”双贴标贷款落地，助力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2023年，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银行”）充分发挥沿海区域优势，不断探索海洋经济对于金融支持和服务的需求，持续开发创新产品，落地多笔“蓝色+可持续发展挂钩”双贴标贷款，赋能地方海洋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9月26日，日照银行为青岛云路特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是全国首笔“蓝色+可持续发展挂钩”双标签贷款，资金专项用于山东省某海上风电项目所需变流器、变压器等关键部件的生产，充分海上风力资源进行发电，有助于可持续地开发蓝色海洋资源，加速沿海地区能源转型，推动资源可持续利用；并将贷款利率与企业“万元营收的用电量”挂钩，引导企业通过绿色转型降低在经营过程中的电能消耗，减少碳排放。   3、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15亿元人民币可持续发展挂钩（ESG）中期流动资金银团贷款-航运业首单ESG挂钩银团贷款   　　2023年9月，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达成ESG挂钩银团贷款协议，标志我国航运业首单以ESG指标挂钩的银团贷款，期限三年，总额15亿元人民币。中远海能依据自身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从环境（E）和社会（S）两个维度分别遴选出3项关键绩效指标（KPIs），具体包含环境维度下的二氧化碳单位周转排放量、氮氧化物单位周转排放量、有害废弃物单位周转排放量；社会维度下员工受训百分比、因工死亡比率、责任性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数量。船舶能源运输业务开展过程中面临的安全风险种类较多，因此安全管理是海上运输行业的重要议题，是航运业业务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安全生产相关的2项社会（S）维度指标也成为了本贷款较为主要的创新点。作为国内航运业ESG管理工作的优秀企业，进行ESG挂钩银团贷款融资将进一步促进中远海能与金融企业合作，创新ESG价值实现，有针对性地完善和提高公司ESG治理工作，降低融资成本进而提升公司价值。   4、济宁市正创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挂钩银行贷款-山东省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   　　济宁正创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矿区开采治理及环保加工项目的公司，围绕矿区开采及修复的产业链提升矿区绿色化要求，重点推进“开发式治理和环保型加工”的业务模式，减少矿区开采的环境负面影响。2023年1月，恒丰银行成功为济宁市正创矿产资源有限公司发放5亿元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将贷款利率与企业预设关键绩效指标（KPI）——矿山生态修复面积相挂钩，将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SPT）预设为“2020-2025年累计矿山生态修复面积不少于254亩”，大力改善矿区生态环境和区域农村基础设施。   　　我国绿色贷款支持的项目领域基本以国内各监管机构绿色项目的类别为主，部分外资银行在进行绿色项目认定时通常还会参考GLP等国际标准，关注国内外绿色项目范围之间的共同点与兼容性，以提升绿色投资行为的国际影响力。国内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借款人行业多元化特征显著，大部分为非绿色行业，并且不局限于企业规模，鼓励任何有意愿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借款人进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融资。同时，关键绩效指标（KPI）随实践发展不断丰富扩充，有利于促进企业多维度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综合ESG表现。   五、绿色贷款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发展建议   　　国内市场指导规则及配套机制仍待完善。近年来，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发展形势迅猛，而相比于国际市场，国内尚无统一的规则标准。对于绿色贷款而言，中国人民银行和原中国银保监会在绿色贷款统计口径上存在一定差异，绿色贷款标准的不统一给商业银行对相关项目进行评估和有效发放绿色贷款带来了一定困难与挑战。监督管理部门应进一步统一和明确绿色贷款标准，做好绿色贷款标准与国际通行标准的兼容工作，加强绿色贷款资金管理与信息披露要求，实现国际和国内标准、地方和行业标准的协调适用。对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国内监管机构亟需参考国际相关指引文件，在继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相关指引文件制定之后，制定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规范或者指引，结合我国“双碳”目标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发展情况研究发布我国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实践指南。对于社会维度缺少可参考的可持续性量化指标和基线这一情况，相关部门需努力开展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设立的方法学研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本土市场情况和相关标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设立方法，以统一ESG衡量标准，加快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贷款的落地和应用，促进市场规范化和专业化程度。   　　加大监管支持力度，发挥本土市场积极性。我国绿色贷款仍具较大发展空间，应进一步发挥绿色贷款在引导相关主体推进绿色转型、促进碳减排方面的积极作用，适当扩大绿色贷款的支持范围，加强政策支持和激励力度，为更多具有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引导更多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同时，金融机构应当优化绿色贷款审批流程，将资金更多引导至推进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的中小型企业，加大中小型企业积极开展绿色转型工作的意愿。此外，各金融机构应加强研读2024年版《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深入挖掘各绿色低碳转型领域融资需求，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对于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扩大借款人涉及的行业将有助于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KPI可以结合政策要求、行业标准、企业特点等为其进行专门设计。持续探索适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普惠意义的社会绩效指标，加强对企业管理和业务相关的公司治理绩效指标的设计指导，激励公司提高ESG综合治理水平，从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方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加强风险管理与贷款信息透明度。第三方评估机构应加强自身专业资质的培养与审核，对绿色贷款拟投放项目进行深入分析并对涉及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进行专业化评估，加强项目环境效益的量化计算，确保绿色贷款评估结果的公正、准确。因我国绿色贷款的信息披露和沟通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突出，外部机构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专业评估报告为银行绿色贷款发放提供了有效支撑。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广泛应用于各行业，所涉及的行业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而银行与借款人对各个行业的技术、工艺流程、产品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挂钩目标的专业性有限，因此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专业评估并进行考核披露。因此更应注重第三方机构的指标设置与外部审查作用，防止借款人通过设置不恰当的SPT或通过对SPT监控、计量和披露不准确或者夸大事实而导致出现假贴标现象。在此背景下，未来仍将鼓励借款人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而第三方机构应做好自身认证审核环节，共同为贷款质量把关，强化信息披露，提升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已是大势所趋。

李永权  中国诚信（亚太）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顾问   中国信贷评级机构的突破   　　李永权董事于2012年协助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CCXI，总部设于北京)在香港创立一家信贷评级机构(CRA)，取名中国诚信(亚太)信用评级有限公司(CCXAP)。   　　经过近12年的努力，在2023年3月31日获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MPFA)认可为核准的CRA，及在周三又获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认可为合资格债务票据计划(QDI计划)下核准的CRA。CCXI透过CCXAP中国最早[走出去]，以香港为基地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CRA。   　　目前获MPFA认可的5家CRA，包括CCXAP、Fitch、Moody's、R&I、S&P。强积金可按MPFA发出的强积金指引，采用上述任何一家或多家厘定的CRA所定出的最低信贷评级规定，作为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务票据（以下统称为债务工具）的投资。   　　获HKMA认可的CRA与MPFA认可的5家相同。1996年之前，香港的机构投资者，例如银行、企业，他们投资在香港发行的债务工具，所获取的利息和利润均需缴付香港利得税、在1996年，香港政府推出QDI计划，目的在吸引海外发债体到来香港发债，更好地发展香港债券市场。   QDI 计划   　　在QDI计划下，机构投资者持有符合资格的债务工具，可获50%税务宽减或税务豁免。在2018年4月1日之后持有新发行符合资格的债务工具，利息和利润一律获税务豁免。此外，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下，债务工具取得HKMA认可的核准CRA的评级，发债体可取得发行费用资助。   全球CRA机构市场   　　发展香港债券市场可助稳定金融市场，让企业和机构筹措资金，予投资者多种投资选择。HKMA 前总裁任志刚在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前，已着力推动香港债券市场发展。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发展债务工具市场需要4个条件，包括：利率基准(Benchmark)、包销商(Intermediary)、信贷评级(Rating)，需求(Demand)，他将这4个条件简称为 BIRD(小鸟)。他当时可能没有发觉一只小鸟不筑巢，一群小鸟才需筑巢繁殖后代。如果债券缺少了结算系统(Settlement)，债券市场难以有效地发展起来。事实上，他在发表演说之前，HKMA 早已在1990年接纳香港资本市场公会(HKCMA)的建议，建立起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系统)。所以，BIRD 应写成众数的BIRDS。   　　无可置疑，信贷评级是发展债券市场重要的一环。所以，中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尼、葡萄牙、俄罗斯、阿根廷……都有自己国家的本土CRA。国际金融中心，例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都有国际CRA进驻。虽然，发展下去，债务工具并不强制性有评级才可以发行。但是，发债体为了扩大投资者领域，愿委托CRA评级。   　　各国本土CRA采用本土的评级量尺(local scale) 去评定本国货币债券的信贷状况。CRA以该国政府债券评定为AAA最高级别，其他受评体的信贷状况高低，按顺序评定。   　　发债体「走出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发行外币或本国货币的国际债务工具，由国际CRA采用国际评级量尺(international scale)评核。在无明文规定的市场默契下，还债能力最强的国家或国际金融组织，例如：美国、世界银行等，评定为AAA的最高级别，其他受评体的信贷状况，按序评定为AAA至违约级别。一个在本土评级量尺下取得AAA评级的发债体及其债务工具，在国际评级量尺下可能只取得BBB的评级。所以，投资者在购买债券时，必须清楚债券的信贷评级是国际的还是本土的。   　　本土评级与国际评级有差异，是否表示本土评级虚高，不值得信赖呢？不一定。本土债务工具以该国货币发行，政府有政策或窗口指导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债务工具违约，保障投资者。「走出去」的国际债券，则可能缺少了上述的特殊性。   　　香港现时有9家CRA获证监会发出牌照，中、美各有4家，香港1家，都以国际评级量尺评核受评体(发债体、债务工具)。他们在香港市场的占有率，以历史最悠久的Moody’s、S&P、Fitch 3家的最大，CCXAP已经追的很贴了。   　　欧洲地区的评级机构颇多，从欧洲证券和市场局(ESMA)取得牌照或证书的信贷评级机构共28家。这么多的评级机构，一方面反映欧洲债务工具市场活跃；另方面反映欧洲各国对CRA有不同的牌照规范。   　　香港信贷评级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债务市场发展已上升至新台阶。特别是自2012年开始，有中国CRA进驻，反映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和机构走到国际市场发债。加上在美国联邦储备局实施QE的时候，极低的美元利率吸引众多内地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到来香港发行美元债。贪图高息忘却风险的追息投资者，在中资房企债券倒骨牌式违约下，手持中资房企美元债的投资者损失惨重。就算他们愿与发债体达成债务重组协议，重组花费的时间颇长。重组后，发债体能否以合理价钱出售资产，以及发债体日后面对的其他风险，未必能让投资者取回应得的利息和本金。   　　故此，投资债务工具，宜买有投资级别的；投资无评级或低评级的，便更需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了。  

  闫衍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诚信（亚太）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化道路不应局限于资本市场上的债券评级业务，更应从帮助国内市场经营主体更好认识和把握境外各类金融风险、帮助境外市场经营主体更好理解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内涵、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出发，加快研究能力建设，丰富和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近年来，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开放稳步推进、成果丰硕，在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信用评级是金融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枢纽之一。在金融持续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评级行业也要紧跟开放步伐，加快“走出去”进程，提升国际话语权，为开放环境下维护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安全、推进跨境投融资和经贸合作顺利开展贡献力量。近年来，在国家政策与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评级业国际化发展已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为后续探索国际业务布局打下坚实基础。未来，立足金融高水平开放，中国评级行业需内外兼修，强化自身“硬实力”，加速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助力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 评级行业“走出去”正当其时   　　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成绩瞩目，这也对信用评级的国际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背景下，更需要掌握评级主动权以维护我国主权评级稳定、保障我国持续高水平对外开放。   金融高水平开放需要中资评级机构提供与之匹配的国际化信用评级服务   　　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步稳蹄疾，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新格局。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成绩斐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显著提升，至今中国资本市场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截至2023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债券规模占债券市场存量的比例达2.4%左右，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接近8000亿元。深化金融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而信用评级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基础设施也需加速“走出去”，提供与之匹配的国际化信用评级服务。一方面，伴随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提高，需要中资评级机构提供具有国际认可度的评级结果，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参考，避免定价权旁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另一方面，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中资评级机构通过初始评级、定期跟踪及不定期跟踪等评级行动，及时向市场参与各方传递债券及主体信用资质的变化情况，帮助全球投资者正确认识境内金融市场，并为监管部门跨境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全球金融治理结构重构需要掌握评级主动权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主权评级作为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核心，不仅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举债能力，还通过“天花板效应”影响一国金融机构、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外汇市场稳定。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全球金融治理结构重构、大国博弈加剧、外部环境日趋复杂背景下，掌握评级主动权对维护本国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意义重大。2023年12月、2024年4月，穆迪和惠誉相继下调我国主权评级展望，对市场信心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从中国经济实际表现看，境外评级机构明显低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和财政可持续性，未能完全客观、科学地评价我国主权信用，或对中资企业国际融资与国家金融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尽管从历史表现看，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但欧债危机、俄乌冲突等国际经验表明，经济下行周期经历主权评级频繁下调，极易引发债务危机，或对受评国金融市场稳定与金融安全造成冲击。因此，我们需要中资评级机构积极发出“中国声音”，引导国际资本市场正确、全面、客观看待中国经济。开放背景下，我国评级行业需持续推进国际化，输出更符合本国利益的评级观点，从而掌握评级主动权，摆脱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等西方国家评级机构在金融领域对我国的掣肘，更好维护本国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   国家层面和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评级行业国际化发展   　　近年来，国家层面和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评级行业国际化发展，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及文件中鼓励境内评级机构拓宽国际业务。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提出，“要拓展金砖国家跨境支付、信用评级合作，提升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有助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信用评级合作，输出更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利益的观点；同月，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印发《全面推动北京征信体系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行动方案》，鼓励发行人在中资美元债备案环节至少选聘一家本土评级机构，逐步提高本土评级机构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在监管部门指导下，依托信用评级机构作为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的独特优势，中资评级机构积极开展国际化业务实践，成绩显著，为进一步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2年以来，主流中资评级机构相继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作为面向国际市场的窗口，在全球资本市场积极发声。2023年3月31日，中诚信亚太获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认可为其核准的首家中资信贷评级机构，开展相关业务，中资评级机构的国际债券评级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对中资评级机构“走出去”意义深远。同时，中资评级机构积极完善全球评级序列，开展主权评级业务，推动重塑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2023年5月25日，中诚信国际将美国的主权信用级别由AAAg下调至AA+g，并继续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在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凸显中资评级机构主权评级国际影响力。此外，中资评级机构还通过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风险报告，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建立国际化信用评级联盟等，广泛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资本市场影响力。   评级行业国际化发展 与金融对外开放相辅相成   　　在开放发展大趋势下，评级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与金融对外开放相辅相成。金融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为中资评级机构拓展国际评级市场创造机遇，评级行业“走出去”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金融迈向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金融对外开放加速推进为评级行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机遇   　　历经三十余年，伴随我国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我国评级行业快速成长，目前中资评级机构共15家，委托受评债券发行人累计超过8000家，且部分主流评级机构已开展国际业务探索，具备一定的国际评级经验。伴随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大量境外投融资机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中资企业赴境外融资，都为中资评级机构国际化发展创造广阔的市场空间。其一，资本市场合作与互联互通的持续深化、鼓励境内企业积极利用外资，以及熊猫债市场的发展，有助于扩大评级市场需求。如2024年3月，为支持优质企业高效便利地利用外债，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支持优质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就将国际信用评级为投资级（BBB-及以上）或国内信用评级AAA作为界定优质企业的标准之一。其二，伴随国际投融资合作的广泛开展，风险评估及管理需求日益增多，有助于带动评级服务需求上涨与中资评级机构评级观点输出。未来，评级行业“走出去”将伴随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进程稳步推进。   评级行业国际化有益于提升评级国际话语权，更好参与全球治理   　　信用评级是当前国际贸易与金融规则中衡量信用风险的重要指标，提升我国评级国际话语权有助于更深层次参与国际规则磋商与制定、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等实务，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当的影响力。同时，信用评级也是金融市场最常用的定价参考，而金融产品定价权是衡量一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在海外资本市场占据优势地位，掌握着海外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且由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海外资本市场给予中国企业的信用级别普遍偏低，中资企业常常承担着相对较高的融资成本。在金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背景下，中资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提升，有助于中资企业在境外融资中获得公平定价，提高融资效率，更充分利用国际金融资源。此外，提高评级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有助于避免国际评级机构评级调整对我国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冲击，助力实现稳中求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评级业国际化有助于提高跨境投融资效率，推动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   　　资本市场相关主体的决策和行为需建立在信息之上。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已取得累累硕果，但跨境信息流通不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伐。而评级行业 “走出去”则有助于打破跨境信用信息流通壁垒，推动资本市场迈向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中资评级机构更了解中国国情与风险特征，能够更为准确地揭示中资企业的信用状况，有助于境外投资人更好了解境内市场主体，促进境内发行人境外融资获得公平定价，提高国内企业国际资源利用能力。与此同时，中资评级机构更多向境外投资者传递观点，能够帮助全球投资者正确认识境内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评级机构通过拓展境外评级业务，积极与境外企业、投资人及评级机构交流，强化对境外信用风险的理解分析，能够为境内投资人了解境外市场风险与主体信用特征提供更多渠道，有助于境内投资机构提高境外资产配置能力。   监管引导与机构内外兼修， 持续提升我国评级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立足金融高水平开放目标，我国信用评级行业仍需加速国际化发展步伐，这一方面需要评级机构自身不断增强“硬实力”，积极布局国际化发展路径，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需要监管部门规范引导，加速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资信用评级机构。   将提升我国评级机构国际话语权上升为国家战略，培育具有影响力的中资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可能影响一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为此应从国家层面提高对信用评级的重视，将提升中国评级机构的国际话语权上升到国家战略，从而在金融市场更加深度开放的未来掌握维护国内金融稳定的有力武器。同时，通过政策支持引导，着力培育具有影响力的中资评级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一是加速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龙头评级机构，努力积累我国评级机构的良好信誉。可依托国内大市场，培育有效市场需求，鼓励信用评级机构做大做强。同时，加强信用评级行业监督管理，并在此基础上鼓励行业内部整合，加速培育具有行业主导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评级机构，增强中国评级行业公信力。二是适应国际市场需要，推动有竞争力的评级机构更多参与国际业务，提升国际话语权。可进一步在国际市场上积极推广中资评级机构的评级服务，推动中资评级机构“走出去”。建议中国政府或者政府支持机构，如发改委、财政部、国有企业、政策性银行、中国铁路总公司等在境外市场融资主动使用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支持本土机构的市场数据积累，扩大中国评级机构的国际知名度。   紧跟国家战略，加速评级行业国际化发展   　　评级行业“走出去”可依托对外开放国家战略，探索国际化发展的可行路径。在我国评级行业“走出去”的发展初期阶段，中资评级机构可通过深耕香港离岸债券市场，积累国际评级经验与资源，打开国际金融市场知名度，逐步提升评级结果影响力，为后续更广泛布局国际业务奠定基础。依托于不断深化的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持续扩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朋友圈”，以及日益健全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综合考虑展业难度与合作基础，未来评级行业或可按照“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家—欧美国家”的路径，分步拓展国际业务布局，最终实现全球业务布局。在这一过程中，可不断创新评级机构国际合作模式。一是优先推动具有丰富评级经验且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中资评级机构开展双边/多边合作，推动中资评级机构“走出去”。二是在政府和监管推动下加强双边/多边评级互认，逐步培育中资评级机构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三是探索建立信用评级联盟，加强联盟国家评级方法和体系的交流，推动建立区域信用评级体系，依托国际合作提升中资评级机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建立区别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体系，维护我国评级主动权   　　考虑到主权评级稳定对维护金融经济稳定的重要意义，中资评级机构建立起能够代表中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体系至关重要。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在已有的主权评级实践经验基础上，充分结合不同国家的制度和国情，建立符合新的全球金融市场发展和治理体系的主权评级体系，提高独立性和公信力，加强风险预警能力。同时推动扩大中资评级机构主权评级范围，进一步提高主权评级结果的认可度和影响力。除主权评级外，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还可持续完善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全球评级序列标准，提供国际视角下的主体信用评级，覆盖更多行业、券种、币种，助力合作国家资金融通与我国重大战略目标实现。   提高评级机构自身“硬实力”，提升我国评级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决定评级行业国际化发展前景的最重要因素仍是评级服务质量。未来，评级机构需持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升服务国内外投资者的能力。一方面，评级机构需把握政策窗口期，着力变革评级理念，优化评级方法、技术与体系，逐步拉开评级结果区分度，更好发挥信用评级风险揭示和预警功能。此外，评级机构还可加大技术投入，以数字化科技为手段，将金融科技融入信用风险评估与评级预警，提升评级预警能力。另一方面，中资信用评级机构也应加大力度，推动业务多元化创新及转型发展，更好服务境内外投资者多元化风险评估需求。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化道路不应局限于资本市场上的债券评级业务，更应从帮助国内市场经营主体更好认识和把握境外各类金融风险、帮助境外市场经营主体更好理解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内涵、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出发，加快研究能力建设，丰富和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逐步形成业务的多元架构，更好发挥信用在金融风险识别、监测、分析、管理、处置等环节的基础作用，满足境内外投资者多元化综合风险管理服务的需求。